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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贡门客草间（第3页）

接下来的日子，三个人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韩义去了城南的一家铁匠铺，化名“老韩”，帮铁匠打下手。他本来就会打铁，没过几天就成了铺子里的好手。铁匠姓周，是个老实人，不问他从哪里来，也不问他以前干什么，只管给他工钱。韩义每个月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买了上好的青铜，偷偷打了一把短刀——比寻常的刀更窄、更轻、更锋利，一刀能捅穿两层皮甲。

陈生去了城北的山里，住在一户猎户家里，认那猎户做干爹。他本来就是猎户出身，进了山就像回了家。他每天上山打猎，练箭法，练的是百步穿杨的功夫。他把箭头磨得更尖、更细，涂上了乌头汁——一种剧毒的草药，沾血封喉。他在山里待了整整两年，几乎没下过山，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张敢留在城里，在码头扛大包。他年轻，力气大，一个人能扛两袋粮食。码头上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消息最灵通。他在码头混了一年多，结识了不少人，打听到了很多关于孙策的消息——孙策什么时候出兵，什么时候回城，什么时候去猎场，走哪条路，带多少人。他把这些消息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画在一张羊皮上，等韩义和陈生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们。

三个人偶尔见面，都是在深夜。在城外的荒坟地里，在废弃的窑洞中，在河边的芦苇丛里。他们碰头的时间很短，交换完情报就散，绝不逗留。他们知道，孙策的耳目遍布全城，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第一次碰头，陈生问：“孙策最近去了猎场吗？”

张敢摇头：“没有。他最近在打山越，忙得很。”

第二次碰头，张敢说：“他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心情很好。听说下个月要去猎场。”

第三次碰头，韩义说：“我刀打好了。”

第四次碰头，陈生说：“我箭也准备好了。”

第五次碰头，张敢说：“他有三天没上朝了，可能在准备打猎。我明天再去打听。”

每一次碰头，他们的心情都不一样。开始时是兴奋，是摩拳擦掌；然后是焦急，是度日如年；再然后是疲惫，是怀疑——他真的会去猎场吗？我们是不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机会？

但谁都没有说放弃。

因为他们忘不了那一天。忘不了许贡的头颅滚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忘不了孙策脸上那种轻描淡写的笑，忘不了自己在人群中无能为力的愤怒。

那些记忆像一把火，烧在他们的胸口，夜夜灼烧，从不熄灭。

他们等了一年。没有等到。

等了两年。还是没有等到。

陈生在山里待了两年多，胡子拉碴，头发乱得像鸟窝，整个人瘦了一圈。他的箭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八十步外射中一片树叶，十中八九。但他不敢下山，因为山下到处是孙策的人。

张敢在码头上扛了两年大包，肩膀磨出了一层厚茧，手粗得像树皮。他打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孙策的出行路线、护卫人数、换岗时间、甚至他喜欢骑什么颜色的马。他把这些信息刻在脑子里，像刻在石碑上一样，永远不会忘。

韩义在铁匠铺打了两年铁，双手全是伤疤和烫痕。他那把短刀打了又改、改了又打，反反复复折腾了几十遍，最后终于打出了一把让他满意的刀——刀刃薄如蝉翼，锋利无比，握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他试过，一刀能捅穿三层的牛皮甲。

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等孙策去猎场。

等了两年多，终于等到了那个消息。

建安五年，四月初四，孙策要去丹徒山打猎。

张敢在码头上听一个孙策的亲兵说的。那亲兵喝多了酒，拍着桌子嚷嚷：“明天主公要去打猎，老子又得跟着跑一天，累死个人！”

张敢不动声色，灌了那亲兵几碗酒，又套了几句话。确认了——明天一早，孙策从吴郡出发，走城南官道，经丹徒山，在山里打一天猎，傍晚原路返回。随行护卫大约三百人，但进了山之后，孙策喜欢独自追猎，侍卫大多跟在后头，至少会有一段路是他独自一人。

张敢把消息传给了韩义和陈生。

三个人在城外的荒坟地里碰了最后一次头。

那是个阴天，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伸手不见五指。三个人围坐在一起，中间放着一盏油灯，火苗在风中摇曳，忽明忽暗。

韩义从怀里取出那把短刀，递给张敢看。张敢接过刀，用手指轻轻刮过刀刃，指尖立刻渗出了血。他没有擦，让血流着。

“好刀。”他说。

陈生从背后取下一把弓，递给韩义。弓身是用上好的柘木做的，弓弦是用牛筋拧的，拉力很大，没有三石之力拉不开。韩义拉了拉弓弦，嗡的一声，声音低沉有力。

“好弓。”他说。

张敢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铺在地上。上面用炭笔画着丹徒山附近的地形——官道、树林、溪流、山坡，标注得清清楚楚。

“孙策明天从这条路进山，”张敢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进了山之后，大部队会沿着主路走，但孙策会拐进这条岔路，去追猎物。这条岔路两边是树林，草木很深，藏我们三个人绰绰有余。”

“他一个人？”韩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