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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第3页）

刘建国没说话。他把杀好的鱼放进盆里，又拿起一条，一刀剖开鱼肚子，伸手进去掏内脏。鱼的内脏是温热的，滑腻腻的，在他手心里蠕动。他把内脏掏出来扔进垃圾桶，用水冲了冲鱼肚子，放在一边。

“黄姐，你就没想过不还？”

“不还？”黄姐苦笑了一声，“不还他们就把我房子收了。我男人还躺在床上，房子没了我们住哪？”

刘建国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他自己都觉得蠢的问题：“没人管吗？”

黄姐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嘲讽。

“谁管？”她说，“管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四、儿子

刘栋成放学了。

他今年十一岁，在下马塘小学读五年级。学校离下马塘不远，走路十五分钟，但要穿过一条铁路。铁路是运煤的专用线，一天过不了几趟车，但每次过车都要等很久，煤灰飘得到处都是，落在头发上、衣服上、书包上，洗都洗不掉。

刘栋成的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三，语文最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他写的作文大多是写爸爸的——《我的爸爸》《爸爸的手》《爸爸的腿》。他写爸爸的手上有老茧，老茧像树皮，摸在脸上扎得慌，但他喜欢爸爸摸他的脸，因为那是爸爸的手。他写爸爸的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觉得爸爸走路的样子最好看，比那些开着车的人还好看。

老师看了作文，眼睛红了，给了他满分。评语写的是：“真情实感，感人至深。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复。”

刘栋成把作文本带回家给刘建国看。刘建国不识字，让王桂兰念给他听。王桂兰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声音哽咽了，把作文本放下，转过身去擦眼泪。刘建国坐在板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根烟，没点，攥了很久，烟卷都被攥扁了。

“爸，”刘栋成站在门口，背着书包，校服上全是煤灰，“老师说下周要交下学期的学费，一百八十块。”

刘建国抬起头，看着儿子。刘栋成长得不像他，像他妈，白皮肤，大眼睛，鼻梁高高的，长大了一定是个帅小伙子。但刘建国从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是长相，是眼神。那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十一岁孩子的沉，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压着，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浮上来。

“知道了。”刘建国说，“爸会想办法。”

他说的“想办法”，意思是去找黄姐预支工钱。黄姐人好，上次他预支过一次，黄姐二话没说就给了。但这次他张不开嘴，因为上个月的工钱他已经预支了一半，用来给王桂兰买药了。王桂兰的胃不好，经常疼，疼起来直不起腰，但一直拖着没去看，嫌医院贵。

刘栋成没有说话，放下书包，走到灶台前，开始生火做饭。他个子矮，够不着灶台，就踩在一个小板凳上，踮着脚尖往锅里倒水。水溅出来，浇在灶膛里的柴火上，滋啦一声，冒出一股白烟。

刘建国看着儿子的背影，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不是疼，是空，像一个黑洞，把他所有的情绪都吸了进去，只剩下一个念头——

不能让儿子过这样的日子。

这个念头他不是第一次有，但这一次格外强烈。强烈到他觉得自己的胸腔要炸开，强烈到他必须站起来做点什么，否则他会在原地坐成一尊化石。

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出家门，走进下马塘的巷子里。

巷子很窄，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墙挨着墙，屋檐挨着屋檐，抬头只能看见一条窄窄的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晾着各种颜色的床单和衣服，在风里飘来飘去，像一面面投降的旗帜。

他走到巷子尽头，拐了个弯，到了一栋三层小楼前。小楼是下马塘最高的建筑，以前是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后来办事处搬走了，这栋楼就空了出来。现在，这栋楼的门口挂着一块新牌子——“金穗棚改项目指挥部”。

刘建国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牌子，腿隐隐作痛。

他推门走了进去。

五、铁头

指挥部的一楼是个大开间，摆着几排办公桌，桌上堆着图纸和文件，几个年轻人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打字。空气里有股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地板上散落着一次性饭盒和烟头。

刘建国走进去，没有人抬头看他。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面无表情地问：“找谁？”

“我想问问补偿的事。”

“补偿标准文件上都写着呢，每平米三百，你要是签得早还有奖励。还有什么好问的？”

“我的房子是二十平米，六千块钱，我一家三口搬到哪去？”

年轻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瘸了的左腿上停了一下，然后说：“你等一下。”

他转身走进里面的一间办公室，敲了敲门，推门进去，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出来，对刘建国说：“赵总让你进去。”

赵总就是赵铁军。

刘建国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一个光头壮汉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瓶白酒和半只烧鸡，旁边站着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赵铁军正用一把小刀切烧鸡，切得很仔细，一块一块码在盘子里，像在做什么精密的手术。

“坐。”赵铁军头都没抬，用刀尖挑起一块鸡胸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