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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的门（第2页）

刘建国坐在灶台前，看着火。火快灭了，只剩几根红彤彤的炭条，在灶膛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他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火重新旺起来，光照亮了半个灶房。

他从怀里摸出那块骨头——他在墙缝里找到的那块猪肩胛骨。骨头上的刻痕在火光下看得很清楚，三道刻痕——一道长的，两道短的，组合在一起，像是一个字。他不认识这个字，但他觉得这个字很重，重得他一只手拿不动。

他把骨头举到眼前，翻过来。背面也有刻痕，比正面的更浅、更细，像是用针尖划出来的。他凑近了看，隐约辨认出几个笔画——不是刻痕，是写上去的，用某种黑色的颜料，字迹已经褪色了，但轮廓还在。

他看不懂。

他把骨头收好，站起来，走到门口。雨已经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后面灰蓝色的天。远处传来一声汽笛，是清江上的货船在鸣笛，声音沉闷而悠长，像一个人在哭，但哭得很克制，怕被人听见。

他想，这些东西太重了。他一个人扛不动。

三、赵律师

刘建国去找赵志远，是在三天以后。

他犹豫了三天。不是犹豫要不要去，而是犹豫这些东西该不该给外人看。那些纸上有赵铁军的名字，有潘市长的名字，有兰骁民的名字。这些人随便哪一个，都能让他从下马塘消失。他把塑料袋藏在床板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遍，确认还在。王桂兰问他藏了什么，他说“没什么”。

第三天，他下定了决心。他从墙上取下那张法律援助中心的名片，上面印着“赵志远”三个字。他不识字，但他认得那张名片的样子——绿色的，上面有一个天平图案。

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法援中心。

赵志远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他看起来比刘建国想象的要年轻，三十出头，瘦高个，戴黑框眼镜，白衬衫皱巴巴的，袖口有墨水印。他听完刘建国的来意，接过塑料袋，抽出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看。

看了不到五分钟，他的脸色就变了。

“刘师傅，这些东西你从哪弄来的？”

“下马塘老城墙的墙缝里。”

赵志远没有马上说话。他把纸摊在桌上，用笔记本压住边角，一张一张地拍照。拍完照，他把纸收好，锁进了保险柜。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刘建国，目光很重。

“刘师傅，这些东西你不能留着。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你有过这些东西。”

“为啥？”

“因为这些东西如果被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有危险。”

刘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裤管——不，裤管还在，腿也在，只是瘸了。但他知道赵志远的意思。他已经见识过那些人的手段了。一条腿，差一点就没了。

“赵律师，”他说，“这些东西能干啥？”

赵志远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散开，像一层薄纱。

“刘师傅，你知道金穗基金吗？”

“知道。兰骁民的。”

“金穗基金通过高利贷，把农民和工人的房子、土地、林权一点点收走。你手里这些纸，是金穗基金内部的账本散页。上面记的，是他们的真实操作——谁借了钱，谁还不上，谁被查封，谁被法拍。还有那些保护伞的名字，潘月明、吴达山、郑怀远，都在上面。”

刘建国听不太懂“保护伞”是什么意思，但他听懂了“潘月明”和“郑怀远”。一个是市长，一个是省高院的法官。这些人，他平时连见都见不到。

“这些东西能把他们怎么样？”刘建国问。

赵志远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声音压得很低：“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如果能找到更多证据，如果能有人站出来指证——那就能把金穗基金的盖子掀开。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到的。需要时间，需要证据，需要人。”

刘建国站起来，从赵志远手里拿回那个塑料袋。赵志远愣了一下。

“刘师傅？”

“赵律师，”刘建国把塑料袋重新揣进怀里，“这些东西我先拿回去。你什么时候要用，跟我说。但我不能放在你这儿。放在你这儿，我不知道你拿去干什么。放在我这儿，我心里有数。”

赵志远看了他几秒钟，点了点头。

“刘师傅，你回去以后，把这些东西藏好。别让任何人知道。还有，最近小心一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刘建国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

他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路过清江大桥的时候，停下来，站在桥栏杆边往下看。河水浑黄，漂着白色的泡沫，散发出一股化学品的味道。他看了很久，然后从怀里摸出那块骨头，举到眼前。

骨头上刻的那个字，他忽然觉得像是一个“囚”字。人被关在围墙里。他想起下马塘的那堵老城墙，想起墙缝里的那些纸，想起那些被查封的房子和被法拍的土地。他觉得，整个下马塘就是一个大囚笼，而他们这些人，都是笼子里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