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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第5页）

“他不能死，那些人就能死吗？”赵志远的声音忽然变大了，大得像打雷，“刘师傅，你交出去那些纸，你儿子也许能活。但张德顺的女儿呢？陈雪的妹妹呢？赵海的老婆呢？孙德彪的家人呢？他们的人死了，他们的证据没了，他们的冤情谁来伸？”

刘建国站在那里，浑身在抖。他知道赵志远说得对。但他也知道，道理救不了他儿子的命。道理不能做骨髓移植，道理不能交医药费，道理不能让刘栋的白细胞降下来。只有钱能。而钱，在赵铁军手里。

“赵律师，对不起。”刘建国转过身，走出了办公室。

他走下楼，走出法援中心，走上老街。梧桐树的枝条在风里晃动，像一群干枯的手。他走在这些手下，低着头，脚步很快，像一个在逃命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在逃什么。也许是那些纸，也许是赵志远的话，也许是儿子苍白的脸，也许是他自己——那个曾经说“我不是来要钱的”的自己。

他走到了公交站，上了一辆开往医院的车。坐在最后一排，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没有哭出声，但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滴在裤子上。

车开了。窗外的城市在灰蒙蒙的天里慢慢后退，像一幅被拉长的、褪了色的画。

六、专案组的行动

三月三日，专案组采取了第一次行动。

陈建军带着五个人，去了兰氏大厦。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清江市公安局，没有通知任何人，直接去的。两辆警车停在兰氏大厦门口，陈建军走在最前面，穿着警服，肩章上的星星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大厅里的保安看到他们，愣了一下，想拦，被陈建军看了一眼，没敢动。他们坐电梯上了二十二楼，金穗基金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有几个员工在上班，看到警察进来，都愣住了。

“谁是负责人？”陈建军站在门口，声音很大，像打雷。

没有人说话。

“金穗基金的负责人是谁？”

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站起来，脸色发白。“经……经理不在。他离职了。”

“谁在管这个部门？”

“暂时没有人管。总部的意思是，等审计结果出来再说。”

陈建军走到他的工位前，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你们这里的档案室在哪？”

年轻男人指了指走廊尽头。陈建军带着人走过去，推开档案室的门。里面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几个铁皮柜子，柜门开着，里面是空的。

“档案呢？”

“被……被钱经理带走了。他说要整理。”

“什么时候？”

“上个月。他把所有纸质文件都装进了纸箱，用车拉走了。”

陈建军站在空荡荡的档案室里，看着那些空柜子，没有说话。他身后的年轻民警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他们又去了地下二层。陈建军在建筑图纸上看到了K-7的位置，但到了那里，门开着，里面是空的。没有箱子，没有现金，没有铁架子。只有一个空房间，地上有车轮碾压过的痕迹，落着几片碎纸屑。

陈建军蹲下来，捡起一片碎纸屑。纸屑很小，只有指甲盖大，上面打印着几个数字——一个账号的后几位。他把纸屑装进了证物袋。

“陈支队，这间房是空的。”年轻民警说。

“我知道。”陈建军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但他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地上有碎纸屑，墙上有被刮掉的漆，地板上有车轮印。这些东西说明，这里曾经放过东西。而且放了很多。”

他走出K-7，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很长，日光灯嗡嗡地响，照得墙壁惨白。他想起了赵志远给他的那些材料里，有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拍的是这个房间，铁架子上码着木箱，箱子里是成捆的现金。那张照片是苏静拍的，时间是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现在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四个月过去了，那些箱子被搬走了，搬得干干净净，连一张纸都没留下。

但碎纸屑留下了。车轮印留下了。墙上的刮痕留下了。这些东西不能证明那些箱子曾经存在过，但它们能证明一件事——有人在刻意隐瞒什么。

陈建军走出兰氏大厦，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他看着大厦的蓝色玻璃幕墙，幕墙上映着对面楼房的影子，像一面巨大的、扭曲的镜子。

“陈支队，下一步怎么办？”年轻民警问。

陈建军吸了一口烟，把烟雾吐出来。“查钱经理。查他把那些档案拉到哪去了。查那间地下室的租赁合同。查是谁批准在金穗基金名下建那个地下室的。查所有跟这栋楼有关的人。”

他上了车，关上车门。发动机启动了，车缓缓驶离了兰氏大厦。他没有回头。

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那些人不会因为他来查了一次就停手。他们会销毁更多的证据，会转移更多的资产，会清除更多的知情人。而他，必须在他们清除完所有东西之前，找到能定罪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