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公交?”白明熠问。
“嗯。下一趟。”
白明熠看了看站牌。上面列着好几条线路,他不太熟悉。他看了一眼江维文,又看了一眼站牌。
“我走路。”白明熠说。
江维文点了点头。
两个人没有再说话。白明熠站在站牌旁边,没有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走。也许是腿有点酸,想站一会儿。也许只是因为公交车还没来,他想等江维文上车之后再走。他说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公交车从远处开过来了。白色的车身,绿色的线路牌,车窗里映出乘客的脸。车在站牌前停下来,门开了,发出“嗤”的一声。
江维文没有马上上车。他转过身,看着白明熠。
“明天,”他说,“饭团。红豆的。”
白明熠的手指蜷了一下。
“我说了不用。”白明熠说。
“我容易做多,吃不完。”江维文说。
他转身上了车。车门在他身后关上,“嗤”的一声。公交车开走了,尾气喷出来,带着一股热浪和汽油味。白明熠看着那辆公交车越开越远,汇入车流,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路口的转弯处。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家走。
巷子里的猫换了地方,蹲在一辆电动车的坐垫上,蜷成一团,在晒太阳。白明熠从它身边走过,它睁开一只眼看了看他,又闭上了。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玄关没有灯,母亲的鞋不在门口。白明熠换了拖鞋,走进房间,把塑料袋连带着里面的书甩到床上,坐在桌前。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把房间照成浅黄色。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阳光挤进来,照在桌面上,把笔记本的封面照得发白。
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上面写着:“今天没有用刀。第三天。”
那是昨天写的。今天他没有用刀。他摸过口袋里的美工刀,摸了好几次,但没有拿出来。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个冰凉的铁壳子,然后把手抽出来。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抽出来了。
他拿起笔,在“第三天”后面写:“第四天。”
然后他在下面写:“今天在路上遇到他了。他说好巧。”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好巧。”不巧。他们住的方向不一样,周末出门的时间不一样,走的路线也不一样。在那么大的城市里,在那么宽的街道上,两个人能碰到,概率大概很小。但他没有觉得巧。好像他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会遇到谁。不是预知,是某种说不清的感觉——今天会遇到一个人,而那个人是他。
他又写:“他说明天饭团。红豆的。我说不用。他说做多了。”
他把笔放下,看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阳光从缝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他盯着那条白线,想起江维文上车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容易做多。”不是“我做多了”,是“我容易做多”。又是相似的字眼。多了。好像他永远都做多,好像他永远都吃不完,好像他永远都需要一个人帮他吃掉另一半。怎么有人做饭永远控制不好用量。
白明熠把窗帘拉上。
房间暗下来。他躺到床上,把手腕放在眼前。绷带下面,那道浅浅的口子已经开始结痂了。他隔着绷带按了按,疼的。但那种疼让他觉得踏实。
他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桌上会有饭团吗?
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