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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1章 别太狠（第2页）

“没了。”廖可欣轻轻摇头，“其他的暂时没有表现出持续跟踪的价值。”

“好。”冼耀文轻轻颔首，转脸看向另一边的朱迪，“肚子还涨吗？”

朱迪将目光从窗外收回，轻声道：“好多了。”

“酒店应该备有蜂蜜水，要是还不舒服就先喝一杯缓一缓。”冼耀文语气放缓，“我们不着急，晚点再进宴会厅也没事。”

“没关系的，我们直接进去就好。”

“OK。”

离五点还有一刻钟，轿车稳稳停在告罗士打酒店门前。

朱迪轻挽着冼耀文的手臂，廖可欣缓步跟在二人身后，三人两前一后，步入酒店大堂。

酒会在二楼的告罗士打厅举行，但大堂里挤满了人，西装革履的华人手里拿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

他们的眼睛都在寻找那些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结的英商大班。一旦发现目标，就会立刻走上前去，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英文介绍自己的工厂和产品。

角落里，几个年轻的华人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他们手里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别人嘴里说出的信息。

在以前，香港的洋行不是普通的贸易公司，而是英国殖民帝国在远东的商业代理人和制度执行者。它们的存在基础是中英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结构性鸿沟，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提供的全方位特权。

经历了一场二战后，大概是英国暴露了自己是纸老虎的真相，洋行的特权已经没有那么夸张，1945年后，洋行赖以生存的最坚实的特权基础崩塌，但洋行并未明显走下坡路，因为它们手握市场。

有资格被人挂在嘴边的洋行，存在时间动辄以百年为单位，百年时间，数代人的努力，足以让洋行在市场变成空气——可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

一百年前，华商与世界商人格格不入，遵循的并非同套理论，华商社会以“人情+宗族”为信用基础，世界商人无法直接评估，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信用转换器”。

正因如此，清廷在羊城十三行特许了一个对外贸易中介——买办，英商看着这玩意挺好用，将成熟的买办制度引入香港，成为洋行经营的标配。

不管买办群体褒贬风评如何，也无法抹杀过去一百多年，买办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或者可以绝对点说——无买办，无外贸。

华商犹如巨婴，过去被买办们宠坏，离开了买办，根本不懂也不敢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外面的世界。

买办是商人，大抵上心是黑的，身为中介要吃掉大部分利润，比华商拿到的多得多，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一些华商放下筷子便骂娘——操买办祖宗十八代，只说坏，不说好。

假如只说片面的事实，犹如只提霍去病的外戚身份，他的骄横跋扈，他狭隘的家族利益至上，他草菅人命，为了舅舅射杀罪不至死的李敢。

他漠视士兵疾苦，在塞外军粮短缺、士兵饿得站不起身时，仍命令士兵修建场地踢球取乐，完全不顾士兵生死。

他生活奢侈，出征时携带专用厨子和美食，与普通士兵的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他浪费御赐物资，汉武帝派宫廷厨师送数十车美酒佳肴随军，他打完仗后，任由这些食物腐烂丢弃，而士兵却在挨饿。

他……

霍去病的槽点不要太多，若不是一封（狼居胥）遮百罪，谁砍了他的脑袋，至少能捞个“青天”雅号。得亏他死的早，不然他家后宅的女人们要遭老罪了，还不得被弛刑士蹬着提振士气呀。

略过买办是好是坏不谈，如今香港的买办群体正处于双重矛盾状态：

一方面，禁运使其权力与收益达到历史巅峰，成为华洋贸易的“唯一钥匙”。

另一方面，殖民体系松动与华商崛起已埋下制度瓦解的种子，买办正从世袭垄断走向专业服务的转型期。

港府没有不允许华商直接出口的明文规定与潜规则，只要交税，巴不得你多出口一点。

但出口不是想做就能做，首先，华商陷在买办舒适圈，赚着钱，骂着娘，日子逍遥自在，若不是受到一些原因影响，内地的生意做到头了，转口贸易不景气，贸易商一窝蜂地转型实业家，眼看再躺着要揭不开锅，不会放着好日子不过去冒险。

其次，做出口要走出去联系客户，语言不通、路不熟，吃点苦头都能克服，吃几次亏，上几次小当，也能接触到真正的客户，甚至直接谈下意向，度过“开头难”时期。

但，这仅仅是苦难的开端，后面还有一路的坑等着踩，信用、支付、货运、行情骤变等等，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踩中一辈子无法翻身的坑。

何况你小子big胆，闻着腥味到牌桌边转悠，坐在牌桌前打牌的洋行收拾潜在竞争对手，过分吗？

西方圣诞节采购季马上开始，洋行借着酒会对接订单、发布需求信息，华商领袖级人物自然有邀请函直入二楼告罗士打厅，舍得花钱也能花重金搞一张邀请函登堂入室，舍不得或花不起，站齐了给酒店东家磕一个，感谢人家啥钱都赚。

今天的大堂也是宴会厅，穿西装、蹬皮鞋站在这里，就得交一份酒钱，搏一张订单，一个结交买办的机会。

冼耀文环顾四周，大致打量了场内情形，随即回头看向廖可欣，随口问道：“嫂子，今晚的酒钱要给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