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波戈洛夫斯基却犹豫了很久,似乎接下来的话很难启齿。“我观察过许多家庭,俄国的、中国的,有一种想法,你们看对不对。人们对父母的爱总不如对孩子的爱那么深。就拿我们来说,要是我们已经结婚生子,这时候肯定得牵肠挂肚,祈祷撒旦的蘑菇云不要在他们所在的城市上空腾起。”
坎贝尔说:“你是孤儿,所以……”
波戈洛夫斯基摆摆手打断了他:“核战之后,最整天心神不宁的肯定是对孩子牵肠挂肚的人。而那些未婚的家伙,却似乎更淡定些。如果对孩子的爱和对父母的爱是等值的话,这不可能。”
坎贝尔发现这位同事的论调古怪而有趣,当然也太“冷”了些。
波戈洛夫斯基靠着椅背说:“我还记得大概是1993、还是94年……”那时苏联解体不久,一切都乱了套。刚发了退休金的老太婆排两个小时的队买够一个星期吃的罐头;莫斯科保卫战里出生入死的老红军,在胸前挂满勋章在克里姆林宫前乞讨。伟大的列宁在哪里?伊凡站在遍地垃圾的红广场,惊觉毕生的信念在动摇。
平心而论,伊凡还算幸运的,未满二十岁就在《物理评论快报》发了一篇关于暗物质的论文,恰好被斯蒂芬·霍金留意到了,后者跟BBC的人说,这是自瑞士天文学家扎维奇宣称‘在星系团中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让他信服的暗物质模型。靠着这位远在万里之外的名家一句话,伊凡被政府当作国宝一样看待。莫斯科当时虽然穷,但还是慷慨地给了他一份科学顾问工作,薪水比一个副教授还高。从此,伊凡出入莫斯科大学时,感到别人看他的目光大有不同。要是在胸前别一枚团徽,他几乎跟当年那个高喊口号的中学生一样了。当时学生宿舍的看门人刚刚死了,只留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寡妇和一个营养不良的才七岁的儿子。这位小家伙不怎么安分守己。为了几个面包的钱,他居然在大学附近的一间小酒吧里,把装在海洛因的小纸包悄悄塞给三个双眼浮肿的大学生,然后溜到后门把钱送给一个戴着黑眼镜的家伙。波戈洛夫斯基是个听列宁摔破花盆后主动承认的故事长大的青年,看不惯这种勾当。
坎贝尔打量着波戈洛夫斯基的魁梧的身型,说:“我猜,你肯定不会报警了事。”
伊凡提起那孩子的后领就往宿舍跑,撞开宿管人的木门,大声控诉着。那寡妇急忙把门关起来,一个劲地央求他小声点、不要声张,儿子这事如果被揭发出去,肯定会被学校赶跑。她说了足足一个钟头,孩子在内室早就睡着了,她还是说个不停。伊凡坚定地说,莫斯科大学之于他,就像列宁墓对于红军官兵那么神圣。他决不容许有人玷污它。寡妇定睛看了他一会儿,说:“孩子只是想穿暖些、吃得饱些。”她边说边脱去了上身的衣服。伊凡紧张得仿佛连呼吸都要暂停了。“本能驱使的需求,即使上帝也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罪。”她边说边凑过来。伊凡全身都僵硬了,吞咽唾液都困难,只记得当时感到惊讶,这位外表瘦削的妇人胸部却依然那么饱满。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成年女人的胴体——不是美术系墙上挂的那些印刷品。那比他在上课开小差时想象的美妙一百倍。“一个念头冒起:‘哇,我对她的了解程度,跟他丈夫完全一样了。’接着,宿舍看门人那个叼着廉价烟头的形象闯进我的大脑,我立刻觉得清醒过来,有如被从头泼了一盘冷水一样。我惊叫着冲出门外,转身时还把桌面上的牛奶瓶打翻了。”波戈洛夫斯基喘了一口气,“直到今天,每当深夜胡思乱想时,我都不确定自己当时的选择是不是对的。”
坎贝尔收起了嬉皮笑脸,他忽然想起俄国人一直单身未婚。正常来说,这种事对一个男人的影响料来不会到如此深远的地步,何况,这么特殊的刺激或许还会让一个青年成熟得更快。可是,像波戈洛夫斯基这种天才人物,心智异乎常人倒也难说。“逆时空而行的哲学家在发感慨。这很像文艺片的场景。”
波戈洛夫斯基没有理会他的打岔。“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崇高的本能,在每一刻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你知道吗,穆红河每晚都会给儿子打电话。有时,我看到她从过道走过时,脸上还带着泪痕。中国有句古语怎么说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有什么不妥的?”坎贝尔不明所以,猜测着对方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到底想说什么。
俄国人双手交叉着。“你们有没有留意,当天马文宣布地面上出现核战时,穆红河一脸平静,仿佛眼前的危机跟她毫无关系?”
跟讲究尊卑的会议室一样,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餐厅里的座位大多数时候都是固定的。比如中间那张桌子,除了马文以及跟他一起进来的人,谁也不会对那显眼的位置感到舒服;又譬如最靠近出入口的一排,是乔治·坎贝尔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插科打诨是这个口味单一的餐厅最佳的佐料,所以当他走进餐厅时,坐在外排的同事就会主动拉他入座;至于最远那个角落,则像是被穆红河长期预订似的。她常常一个人面向着墙壁,吃完后把桌子擦干净就离开,像餐厅服务员一样隐形。
但今天,穆红河坐下不久,就有个人连礼貌性的“这里有人吗”都没问就坐到了对面。
穆红河的眼皮往上一翻,算是给来者打了个招呼。
蔡东衡心不在焉地把自己栽种和养殖的产品送进嘴里,但还剩下一大半他就推开了盘子。考虑到行政部把每个人配给的食物量减半,这种举动十分让人诧异,罗德里格斯似乎不经意地望向这边。
“这个时空坐标点真他妈可怕。”蔡东衡盯着对面的人说。
穆红河感到浑身被一团火笼罩着,她仿佛要用冰来浇灭它:“幸好只有一个点可怕。”
“太巧合了,偏偏就只有这个时空点,需要定位器架设者先到隔离舱候命,再宣布。”
“如果走进传输框的是司徒丽、是赵重、是贝拉斯克斯,大概就没人觉得巧合了吧?”穆红河不客气地说。
似乎早就料到冰美人的语气会如此不逊,蔡东衡面不改色地说:“或许那会让我觉得存在另一个方面的巧合。”
“看来你比司徒丽对概率计算更敏感。”
“说起来,我还真想用SPSS做个简单的统计分析哩,可惜无法连上盗版软件的下载网站。”
“我们聘请你来,可不是做司徒博士的跟班的。”穆红河觉得蔡东衡的口吻像死去的母亲,尖酸刻薄、寸步不让、惹人生厌。
“主人翁的精神谈不上,但至少不会有看客的心态,不会有在台下搞小动作的打算。”穆红河惊讶于自己没有端起盘子就走。“不过你那种一直没说出口的想法,我却是赞同的。”
“哪种想法?”
“我现在也有同感,马主任不总是对的,譬如他当前对人类的挽救。从你说话开始我就产生了这个念头。”
“不怎么妙呀。意图拯救人类的马主任,手下有一个意图毁灭人类的助理。”蔡东衡挑衅地回应。“但人类这个种族除了大人,还包括小孩,譬如私生子。”
穆红河霍地站起来,右手紧紧握着塑料杯。杯中水面噗噗地泛着涟漪,与主人的脉搏同步跳动。
蔡东衡好奇那杯水还烫不烫,他有预感,自己会用面部来找到答案。
“蔡工!”忽然有人隔着半个餐厅喊过来。
蔡东衡回头看去,只见贝拉斯克斯不住向他招手。他白了一眼穆红河。“这位西班牙朋友不知为你还是为我解围。”
“赶紧来。收到了南京的语音信号。”
贝拉斯克斯最后这句话让蔡东衡如离弦之箭冲出了餐厅。
当看到贝拉斯克斯把蔡东衡拉进总控室时,马文的脸色不由得一沉,但这种不悦之色转瞬即逝,谁也没读出他情绪的这种细微变化。
西班牙人打开通信程序,勾选了回传日期——1937年12月15日,调出存档中的语音文件。文件的详细信息栏标注着回传的经纬度、时长、定位器标号等。
蔡东衡惊讶地问:“不是双向通话?”
贝拉斯克斯边在触摸屏上操作着边说:“是刚才的一段通信,但很快就中断了。”最后他的手指停留在红色三角形的键上:“你得保证,要冷静。”
蔡东衡觉得心底一片冰凉。“发生什么事了?”
“本来要传送到郊区的,资料没显示那里有日军,当然,也没有显示那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