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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地（第3页）

多么相似的**。

多么一致的人性。

“你就面向全体员工交待一句，抽签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你的人为安排？”蔡东衡就像一位情绪激动的检察官。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有样的想法。”

“这是一箭双雕的计谋，不是吗？先清走那些在基地旅途中没什么用的人，好腾出‘生存空间’。”基地里没有德国籍的专家，但这个词的法西斯含义即便没有与纳粹打过仗的中国人都很清楚。“你还能顺便清除异己。”

“我记得，这里的每一位同事，都是我聘请回来的，”马文说，“‘异己’从何说起？”

“你知道最能反驳你的例子在哪吗？”赵重插口说。“就是你。”

众人皆知，蔡东衡与马文向来不是很合拍，当张筱茗被派往南京后，他甚至变身为基地里的反对党领袖。

“我虽然属于‘异己’的行列，但我有用。我会为他种菜养鸽，提供氧气。”

空调系统管理员司马高笑着说：“氧气，就靠循环室那点小菜的光合作用？”

周伟霆接口说：“按部就班地施肥、收割，其实我也会。”

蔡东衡说：“我相信你能胜任，但前提是我事先设好生长程序。当然，你是马文先生的学生，所以你是安全的。工藤直树、坎贝尔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们只是掩人耳目的陪衬，自从基地的真正意图被公开后，他们变成了多余的人。印度编程师梅塔的遭遇跟他们相似。张筱茗只负责资料数据管理，连物理实验都可有可无，她自然也失去了作用。孟飞蕾是个普通的装配员，用处不大。”

周伟霆哼了一声：“波戈洛夫斯基呢？他可是资深的暗能量研究者，第一次环流值出问题时，全靠他帮忙解决。”

“他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当然，那种故障肯定不会再现了。”

“那就对了，”蔡东衡叹了一口气，“就是因为他解决得太彻底了。”他望着马文说：“这位俄国专家有能力影响基地的航程，所以把他留在身边，无疑是个潜在的威胁。而赵重、你、我、贝拉斯克斯这些对时空旅行关键的岗位的人，一个都没被抽中，难道不是吗？”

“阴谋论。”

但从众人的眼神，穆红河已经感到蔡东衡的话起到了作用，也许他们都已经在掂量自己岗位的分量。

蔡东衡不忘把枪口重新调到正确的方向：“马文先生不说点什么吗？”

“抽签是公平的。”马文听上去是那么虚弱。

“你说得对，下一次将会公平。”蔡东衡举起一件银光闪闪的东西。“但上两次都不是。”他走出会议室，回来时双手抱着个玻璃箱，箱中装满了红色的小球。他把箱子放到一张桌子上。“这是前两次抽签用的箱子。箱子没有问题。”蔡东衡随手在箱中摸出一个小球扭开。“这些抽签球的直径、颜色、表面光滑度、松紧、重量甚至温度，都是一样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被区分开。”他把一只刻着英文字母和花纹的戒指举起。“念书的时候，你们可能都在精品店里买过这种假珀金戒指玩，它们多半是不锈钢或者别的合金做的。”他把戒指放到小球顶端，轻轻一晃，戒指就沿着光洁的球壁滑下来。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大小、颜色完全一样的小球，把戒指从下挨近，只听见“督”一下轻声。

蔡东衡高举小球转动着，让戒指的银光闪向四周。

众人惊讶地看到，戒指像倒吊的蝙蝠一样倒吸在球底。

蔡东衡把戒指套在左手的无名指，忽然心里一酸，他意识到自己再无机会正式戴上一只钻石戒指了。他伸手到箱子里搅动着，不一会摸出了一个小球。他对李洁说：“你猜到里头是谁的名字吗？”

李洁的眼珠在左右颤动着，她似乎明白了许多，但又未彻底想透。

“有33。3333%的机会是你。”蔡东衡扭开了小球，抽出一张纸条，翻转过来，动作跟马文当众抽签时一模一样。纸条上写着“扎西多吉”。扎西多吉那干燥的皮肤一下子从古铜色加深为棕红色，宛如被高原上的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

蔡东衡再次把手伸进箱中，他依然看着李洁：“你的概率提高到50%了。”这次他摸出的小球里的名字是金泰名。“别这种表情嘛金先生，沙鲁克·梅塔都离开了，你难道没有心理准备吗？”

他的手又在箱里搅动一番。坐在他周围的人看清了，他与其说是“摸”，不如说是“找”，因为他不断地用戒指往不同的球体上靠，最后他的手背不自然地向一个小球壁上靠拢，仿佛有股看不见的力量拉扯着。他终于把第三个小球摸出来了，用时虽然长了点，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他扭开球壳，看都不看就把纸条有字的一面摆到李洁面前：“我说得没错吧。”

李洁的脸和扎西多吉相反，从红色蜕变为苍白。她把头转向她素来尊敬的马主任：“原来我也是没用的人，要被赶下船的。”

“当一艘船的载重量超过它的最深吃水线时，船长只好轮着把船员赶到海里去了。”蔡东衡说。

四下一片寂静，但当不知谁低声爆了一句粗口后，会议室就像火药桶爆炸般，声浪排山倒海而来。有的人冲过来，翻动着抽签箱；有人脱下蔡东衡无名指上的戒指，自己去感受下目标球体的磁力；有人痛骂着不公平的安排，庆幸作弊被揭穿，否则下一轮自己性命堪舆；也有人仍然觉得马文的做法是无奈之中的最佳，但当着那些也许被定位为“无用之人”的同事却不敢说出口。“草菅人命”、“骗子”、“独裁者”和各种涉及**的脏话，以不同的语言反复响起。

马文一言不发，他又想起了四十年前被绑在电灯柱上的那位老人。太阳下山时，那帮大孩子的革命**宣泄得差不多了，但他们没有给他松绑，反而多加了一条绳子扎着他双脚，以防敌人夜里脱逃。只剩下头破血流、精神萎靡的老头和马文时，他觉得很不过瘾，即便现在自己出手教训这个敌人，也无人瞧见自己飒飒的革命英姿。

老人忽然把浑浊的眼光投向他，用同样浑浊的声音问：“孩子你多大了？”老头看起来是那么无害，马文不由自主地答道：“十岁。”老人说：“要是好好念书，咳咳咳，过几年说不定能考大学。”他从马文迷惘的神情中便知“大学”二字对他十分陌生，便解释道：“你现在读小学，读好了才上中学，再读好了最后才是大学。那是最高等的革命学校了。我就是在大学教书的。”马文装模作样地露出鄙视之色：“反动派还有什么革命学校？”老人问：“我刚才一直观察你，你不像他们，你其实是个好孩子。我问你，你觉得我像反动派么？”对于一位辍学的小学生来说，反动派要么是杀人放火的鬼子、要么是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士兵、要么是发型奇特的特务，决不是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老人。老人说：“请你相信我，我是革命的大学教师，是好人。好人有时也会被错当成坏人的。”马文想起了在水电站当工程师的叔父、想起了小学教自己算术的老师，他们的下场表明，这位老人的话也许是对的。“你今天放了我，如果以后你要考大学，我说不定能帮你忙。大学呀，是最高级的。刚才那几个革命小将也只是中学生。”

马文没有被他的话打动，这老头即便读了“大学”，不也沦落到阶级敌人的下场？但他还是花了半个小时把绳子解开。两人互相问清楚名字，老人就走了。

马文结束辍学生涯后，读书的水准远超同龄人，十年后他已在河北读完本科，准备考研了。当他以为那段旧事已经彻底沦为童年记忆时，北京一所大学的电子系主任导师的名字吸引了他的目光。赴京是穷孩子最好的出路之一，他想都没想就填了志愿。顺利通过笔试后，他发现眼前的面试官除了右边脸颊的一段伤疤外，几无任何能叫人认出的特征了。但两人对谈时交接的目光，表明那段往事彼此均未忘记。他面试时的对答如流让他对再度赴京的火车票时刻表比放榜日期更关注。但最终，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录取名单上。一怒之下，他跑到了那位老教授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