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记得他说过‘我写过死人账,我知道。’”
赵五听完一脸复杂:“副郎……你这不是墙了。”
“你这是开了个记忆馆。”
赵毅回:“他们写不清楚的,不代表他们不记得。”
“他们敢站出来说一句‘我记得’,已经很难得。”
“你不能让‘说错’的人,被和‘装不知道’的人混一起。”
“那太便宜那些死不认的了。”
于是那一晚,活账墙右下角新挂出一块牌子:
【模糊账】
上面全是只写了部分内容的命条:
【那年春天,有人抄了账,但我不确定是他】
【我家那位说过‘药死人’,我觉得他说的是他自己】
【我不敢写名字,但我记得有人试药后回来哭了三天】
墙下有人路过,说:“这都能贴?这算啥?都不实锤的。”
赵五回得直接:“你认得死者?你不认。”
“你写过药账?你也没写。”
“那你闭嘴。”
“墙不是让你当审判官的,是让你当记账人的。”
“你写不出那一页,你就别撕人家那一页。”
赵毅也发话了:“错账可以修,但你不能堵人说‘我记得’。”
“这墙,哪怕只有一个字,也比你整天假装不知道强。”
“你说错了,咱们再补。”
“你不敢说,那你就一辈子背着那句话活着。”
当天晚上,“疑账栏”贴满。
不是百姓胡说,是百姓终于愿意开口。
赵五蹲在门口,看着那堆贴得歪歪斜斜的纸,半晌没说话。
赵毅在他身后补了一句:
“墙越多,不一定是错越多。”
“而是人开始说话了。”
“你真怕墙上有错,你就得写出对的。”
“你不写,那你就别说人家写错。”
“我们贴墙,不是贴死人的清白。”
“是贴活人的那点良心。”
那天清晨,赵五刚把墙角贴上最新一张“模糊账”,命律堂门口就来了几匹马。
不是百姓,不是投账人,是穿着灰袍的内廷小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