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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 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第2页）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弟曷不严加教责？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蔑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尽列举。

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曾国藩不但在理论上启发子弟，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也教导子弟。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戒惰莫如早起。

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凡事当有收拾，宜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疏。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教勤劳。曾国藩曾对女儿曾纪芬说：

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逸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绝不肯以做官发财，绝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曾国藩一生崇尚朴实，不尚高谈阔论，认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样的见识，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他有鉴于此，不但自己要躬行实践，而且还要把它传给子孙后代。他规定：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

曾国藩一生都在服膺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亲自给她们制订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浆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他三十岁过生日时，家人特地为他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他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三十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

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曾国藩的治家规范，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任何高深之处，然而却有说不尽的滋味，能够流传后世并影响深远，绝不是偶然。

在曾国藩这种近乎过敏的警惕下，曾家没有像其他大家族那样由俭而奢，而基本上保持了节俭的家风，也因此避免了重蹈历代世家败亡的老路。

3。多言无益，务实为宜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只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也是一个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的人。此时，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

一次，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当时并未真正一时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事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还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然而曾国藩又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就急速地离开了。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后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诫，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病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这就极容易伤害朋友间的感情，他与湘潭欧阳小岑间的矛盾便是由此而引起的。小岑与曾国藩是同年至契，以文章干略闻于当代，他平日也常把小岑引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对此，好朋友虽看在眼里，但却知道曾国藩的性格，所以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了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岱云言余第一要戒“谩”字，谓余无处不着怠谩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书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然而，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郑敦谨也前来祝贺。郑敦谨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谁知两人竟因一言不合，之后便恶言相向。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这时，曾国藩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之便亲自前往郑敦谨家中表示了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