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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交友 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第5页）

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

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浙江巡抚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但李元度仍然像浑然不觉一样。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为此他多次责怪李元度。

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之后，李秀成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李元度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在此之前，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两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

因此，奉旨李元度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使。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李元度）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唯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

8。患难与共勿有遗憾

老滑头与真挚情在曾国藩身上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他在处世为官上可说滑出了水平，在对待朋友上却又是至诚相待。他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的交往都体现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授业，非常高兴。是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

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罗泽南）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门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刘蓉）、欧晓岑（欧阳小岑）所推服，有杨生（杨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曾国藩还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攻克建昌府，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把西征军事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时，曾国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断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骆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这时翼王石达开不是奉命急于回师天京参加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斗争，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

罗泽南在武昌外围，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也企图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军水陆两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于是，罗泽南心急如焚，频频发令进攻太平军，但是，如今据守武昌的太平军却百计防御，越来越难攻打。

到了四月初，武昌太平守军开始转入反攻，从望山门发出一支兵队大约三千人；另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八步街抄袭保安门外的胡林翼大营。还有，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正面进攻胡林翼军营。从武胜门、忠孝门冲出的约五千兵队则出击分居于小龟山、紫金山、双凤山的官军。又有一支太平军从鹰嘴角出击，直奔唐训方军营方向。此时，只有武昌城的宾阳门没有出兵。

然而，罗泽南所不知的是，宾阳城门虽虚掩，寂然无声，但其门后却隐伏着精兵上万余人。

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乱的猛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太平军几经溃散。不幸的是，这时火枪打中他的左额，鲜血瞬间沾红了的他的战衣，但罗泽南仍然踞坐指挥。

当夜，胡林翼得知罗泽南负重伤后，不顾天黑路险立即赶到了洪山军营探视，只见罗泽南已经气喘神散，而他仍令医生全力抢救。罗泽南自知无望，缓缓睁开眼，拉着胡林翼的手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今武汉又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你与李续宾好自为之。”

三月八日，罗泽南终于死于洪山军营。曾国藩在江西得到罗泽南的死讯后，不敢透露，害怕瓦解军心士气。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痛悔万分，认为是自己五次写信督战，才至于此。两人结识早，又皆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并一起创制湘军，故交情很深。曾国藩常常怀念这位良师益友。据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载：

夜阅罗罗山（罗泽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

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还为他写了碑铭，称赞他说：

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指罗泽南）弟子也。

还有一位与曾国藩患难与共的朋友就是刘蓉。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后来天各一方，但书信往来不断，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与刘蓉曾多次交谈。刘蓉对曾国藩之父及其儿媳贺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于对这位老友的情谊与对曾纪泽的厚爱，竟主动将自己的闺女许于其继配儿媳。对此，曾国藩十分满意，两家共请彭玉麟和唐义渠为媒，并于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初六在湖北军营正式定庚，翌年九月十六日在荷叶黄金堂成婚。

这样，与曾国藩订交最早、友谊最笃的刘蓉，又成了曾国藩的亲家。

后来，刘蓉革职回籍后，曾国藩闻讯忧喜交加。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刘蓉）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万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再次住在好友曾国藩家中。当时，曾国藩正在文渊阁任职，对郭嵩焘的到来，他十分高兴，并作了一首《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同情感。

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冯卓怀）在曾国藩的公馆共同制订了一个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

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他的弟弟郭昆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

在曾国藩的朋友中，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讲研《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曾国藩与刘蓉的交往可概以一个“挚”字，有真情，吐真言；而与罗泽南的友谊在战场上历经了生与死的验证；与郭嵩焘更是有过生死至交的情谊，这些朋友在他学问上是良师，私情上为益友，行军中有良谋，战斗中为股肱猛将。所以，曾国藩有一生丰功伟业，与这样一大帮具真才实学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贫寒和落魄，只要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患难与共，此生也不会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