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她叫了“柳依”。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有一种陌生的、笨拙的重量。
“我这一辈子,”母亲说,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你姥姥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们姐妹俩拉扯大。我没本事,只能靠那点裁缝活,做点小生意,几分钱地攒。我也想对你们好,我也想公平。”
她停了一下,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
“柳衍不争气。但她是我女儿,我不能看她死。你也是我女儿,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们一家三个女人,就这样过着困苦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
她的眼眶红了。
睫毛湿了。
眼泪没有掉,就在眼眶里转着,像两颗被封在玻璃珠子里的小水泡。
“那个Elliot
Hargreaves,”母亲终于说到了这里,声音里的颤抖也止住了,像是过了那个最难的坎,剩下的路可以平着走了,“我昨天见到他了,他不是小伙子了,但他仍然很英俊,并且事业有成,他不嫌弃你有过寅寅。他能给你和寅寅一个家,你难道还要再等罗迪吗?你要等他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吗?”
她站起来,走到柳依面前。
柳依抬起头看她,她低头看柳依。母亲的手伸过来,把她额前掉下来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
那个动作轻得像羽毛。柳依整个人僵住了——她不记得母亲上一次这样碰她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十岁那年发烧,母亲用嘴唇试她额头的温度。但那也可能是她记错了。
可能是柳衍发烧,她在旁边看到的。
“你嫁给他,依依”母亲说,“我都是为你好。”
“好”字落下来的时候,柳依觉得自己的脊椎被人一节一节地按了下去。
那天晚上她回家之后没有开灯。
她在黑暗的客厅里坐了很长时间,大衣没脱,围巾没解,手还是冰的。
厨房的水龙头没有关紧,隔几秒滴一滴水,在安静的房间里像是某种倒计时。
她想起十六岁那年站在肯辛顿公寓门口,怀里抱着一包腊肉,等姐姐派对结束。她想起十七岁在图书馆自习室里,罗迪蹲在她面前说“做我女朋友”。
她想起十九岁在诊所塑料椅上被母亲截住,母亲说“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她想起这些年来她为柳衍填过的每一个窟窿、为母亲转过的每一笔钱、为罗迪等过的每一个深夜。
她从来没有自己做过决定。
从来没有。
她走进浴室,关上门,打开水龙头。水流冲过浴缸壁的声音灌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她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的脸。镜面上慢慢蒙了一层水雾,她的脸越来越模糊,先是眉眼,然后是嘴唇,最后只剩下一团轮廓。
她忽然想,如果自己就这样消失了呢。如果她打开这扇窗,从这栋楼跳下去。
罗迪还在海上,大概要过很久才会知道。母亲会难过一阵子,然后替她把柳寅带大,大概还会让柳寅嫁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她没做出一番事业的话。
柳寅会忘了她,三岁的孩子记不住太多东西的。
水龙头还在响。
然后她听见门外有一个很小的声音。那个声音不像她想象的任何东西,像一把小锤子敲在玻璃上。
“妈妈。”
她关掉水龙头。
门外安静了一秒。
“妈妈,你在里面吗。”
柳依把门打开。
柳寅站在门口,穿着那件印着兔子的睡衣,光着脚丫踩在走廊的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