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
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延祐元年(1314年)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年),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李岩、红娘子有无之谜
李岩和红娘子,是闯王起义军中的一对传奇性很强的夫妇。三百多年来,围绕着这两个人物的有无,人们进行了长久的争辩。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据明末清初与李岩同时代的顾炎武《明季实录》记载:李信(岩),河南开封杞县人。他是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曾经中举,有文武才。当时灾荒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他曾主动向县令宋某建议:停止征收苛捐杂税,开仓赈救饥民。县令当然没有答应。于是他打开自己的粮仓,发放粮米二百多石。饥民们骚扰其他富室,要求他们像李岩一样也开仓赈饥,最后发展到了焚毁富室,抢劫粮仓,地方当局派兵镇压,把李岩也逮捕入狱。这消息泄漏了出来,附近林子里,有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带头的青年女子,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听到
李信捐粮救灾的事,十分钦佩,现在听说李信有遭害的危险,就带领起义军将他从狱中救了出来。他们一起杀死县官,去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并与红娘子成为夫妇。
李岩参加起义后,劝闯王“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得到闯王信任,同李闯王结为兄弟,人称为李公子。
他还为李闯王做过很出色的宣传工作。如“吃他粮,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迎闯王,不纳粮”等,据说,都是他的创造。他还向闯王推荐过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宋献策,他们都是闯王营帐中的重要人物。李岩本人也官至中营制将军,在李闯王带兵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的时候,他在北京留守。可见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则详细记载了李岩的结局。
据说,定州之战失败后,有报告说,河南全境都反了,李岩请求带兵两万平定河南。闯王很怀疑他,牛金星乘机献谗说:“李岩早有反心,如果让他去河南,就等于给蛟龙以云雨,无法制伏了。不如除掉他,免贻后患。”闯王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杀了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宋献策听说这件事后扼腕愤叹,刘宗敏咬牙切齿,从此文武不和,将士解体,闯王的部队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并提出以下论点:
一是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地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开封府志》、《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新乡地考》),也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也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烈皇小识》。)此外《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据此,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的作者姚雪垠认为,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出狱“绝无其事”,“这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三是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
而关于红娘子的存在,考证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在许多记载中,有关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末,都语焉不详。我们至今连她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所称“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为标志。据查继佐《国寿录》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忽有红衣一人,随数卒”到杞县进士出身的刘理顺家,说刘家有恩于他,他能“自达于李将军”,要对刘进行保护。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上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
关于红娘子的记载,最初见于吴伟业(梅村)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梅村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如此故事影响较大。稍后的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冯苏的《见闻随笔》、毛奇龄的《后鉴录》中,都采用这一故事。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便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明史》在官修史书中较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很广了。
明史专家谢国祯,也主张红娘子确有其人,写有《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的有关红娘子的记载。
在他编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上述史料,均为郭沫若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出入。所有这些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有关红娘子的事迹,都与李岩紧密相连而不可分,讲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这件事。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李岩虽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及一些在北京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白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但他们认为,即使李岩确有其人,而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仍不可信。因为查乾隆《相县志》,在崇祯年间,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的记载。此外,许多记载有李岩事迹的史籍,都不提红娘子破城劫狱之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较《绥寇纪略》问世早,根本不提及红娘子;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较《绥寇纪略》成书晚,也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连小说《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都没有把这极好的小说材料写进书中去。
红娘子的最后结局也是一个谜,按《永昌演义》中的说法,红娘子后来成了白莲教首领,在李岩死后她还见过出家当了和尚的李自成。
但是这只是小说家之言,而不是历史。
时至今天,关于有无李岩和红娘子的争论还在继续。顾诚在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重申了他的并无李岩其人的观点。而谢承仁在《李自成新传》(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中,则认为李岩确有其人。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李自成农民军的力作。究竟孰是孰非,只好留待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了。
史可法是否战死沙场之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明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抵达扬州。扬州是南京南明政府的屏障,一旦扬州被占,清兵将会沿江而上,南京必将不保。于是,正在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即发出十万火急的军书,希望各路将领能率兵前来保卫扬州,不料竟无一支部队前来增援。而清军那边,摄政王多尔衮先后五次下书劝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还把前来送信的人抛进了护城河里。清军见劝降不成,便将扬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饷不济的情况下,率领
有的说史可法缒城(由城上缘索而下)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详细地记道,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来,史可法下命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后,立即开始攻击守城的明军。史可法在城上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就想拔剑自刎。这时候,他的手下连忙阻止。最后,他只得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出。有的记载竟然还称史可法是跨骡出城的。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言,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许旭还就此赋诗:“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汗青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