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她这周以来第一次笑,弧度很浅,但眼睛里有了一点温度。
那盆绿萝她确实养了很久,从一株只有三片叶子的扦插苗养到爬满了半个花架。
后来她离职的时候没有带走它,留给了下一个用那间茶水间的人。
Alex在辞职信上签了字,然后站起来,隔着桌子递给她。他们的手指在交接信的边缘短暂地碰了一下。他的手温热,干燥,力度适中。
“如果你以后想回来,随时打电话。这个位置会一直有你的名字。”“谢谢。”苏静雯接过信,认真收进包里,“但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Alex说,“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苏静雯转身离开办公室时,在门口停了一步。她没有回头,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再见。”
走廊里遇到几个从前合作过的同事,有人欲言又止——张了张嘴又合上那种——有人刻意避开视线,也有人鼓起勇气说了一声“保重”。
苏静雯对每个人都点一下头,说一声谢谢。
她走出写字楼大门时,深秋的风吹过来,她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秒那栋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的大楼。
她在那里工作了六年,每天踩着高跟鞋进出,习惯了所有人的目光。
如今她穿着平跟鞋走出来,忽然觉得这栋楼很高,但天空更高。
刘建国的案子进展比她预想的要快。
一周后,警方通知她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
又过了半个月,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
苏静雯作为关键证人,需要出庭。
消息是王律师打电话通知她的,她当时正在家里收拾行李——把衣服叠好放进纸箱,把厨房的碗碟用报纸裹好,把陈默的旧课本捆成一扎。
她接到电话时手里的动作没停,只是说了一句“好的,我知道了”。
开庭那天,天气阴沉,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下雨。
苏静雯站在法院门口,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外套和同色长裤,平跟鞋,白衬衫的领子挺括干净。
她把头发扎成低马尾,露出整张脸,没有戴任何饰品——没有耳环,没有项链,没有手镯。
陈默站在她身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神情紧绷,像一只随时要炸毛的猫。
他的手指在裤缝上反复摩擦,像是在擦手汗。
“你紧张吗?”他问她。
“有一点,”苏静雯说,“但不影响。”
她走进法庭的时候,看到了刘建国。
他站在被告席里,穿着灰色囚服,头发已经被剃短,整个人瘦了一圈——拘留所的生活显然没有让他保持体型——但那双眼睛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浑浊、阴鸷,带着一种被逼到墙角后反而更加凶狠的光。
他看到她走进来时,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想挤出什么表情,但最终什么都没做,只是别过脸。
法庭上,苏静雯陈述了所有事实。
她的声音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太大的起伏,像是在读一份她已经在心里默念过无数次的报告。
公诉人的提问、辩护律师的质疑、法官的询问,她都一一回答。
当辩护律师试图用“她为什么不早点报警”来暗示她不值得被相信时,苏静雯没有等公诉人反驳,自己开口了:“因为恐惧。因为刘建国手里有我的视频,有我儿子的信息,他告诉我如果我敢报警,他保证我儿子活不到成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那种恐惧——当你觉得你的一切都掌握在另一个人手里时,你会失去判断力。你会觉得服从可能是唯一的退路。”
她顿了一下,看着辩护律师的眼睛,声音没有提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不怕了,而是因为我决定不再让恐惧帮我做决定。”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公诉人没有补充,辩护律师也没有再追问。
那几秒的沉默里,苏静雯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不是很快,很平稳,像是终于校准了节拍器。
最后陈述环节,刘建国否认了部分指控,声称苏静雯是自愿的。
他说那些视频只能证明他们发生了关系,不能证明强奸。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扫过旁听席,在苏静雯脸上停了一瞬——那一瞬里有一种他努力维持的嚣张,但更多的是一种他已经知道自己输了的、不肯承认的窘迫。
苏静雯听到这句话时,感觉自己的血液在那一刻变冷了。但她没有发作,只是垂下目光,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只手很稳,没有抖。
最终,法院没有当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