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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黑云压城城欲摧二（第4页）

他好似听见九天之外传来仙乐，叮叮咚咚，织成一张绵密的网，将他托在中央，往更高、更暖的地方去。

眼前的云雾散开，露出琉璃般的天宫，南天门的金钉在阳光下闪，无数仙娥捧着玉盘走来，盘里盛的，竟都是美人此刻的笑靥。

自己真的成了仙，脱去了这副烦恼缠身的凡胎，化作了云端的一缕风，一朵云，再无牵绊。

帐外的风雪还在吼，金人的号角也隐约传来，可这些都成了很远的事，远得像上辈子的尘埃。

此刻他只知，怀里的温软是阆苑的春，唇间的甜香是蟠桃的蜜，这片刻的极乐，便胜却人间千万年。

眼皮沉得抬不起来，唇边却挂着笑。

他是真仙君，在九霄云外游了一遭，终于倦了，便枕着云，靠着霞，在仙娥们的簇拥里，沉沉睡去。

窗外的北风还在呼啸，偶尔夹杂着远处模糊的呐喊，像极了梦中那些不甘的英魂在哭。

他全然忘了，五代十国的乱局里，后晋末帝石重贵如何因狂妄失政、拒纳忠言，最终被契丹铁骑攻破都城，全家被俘押往黄龙府，一路受尽屈辱。

那些史官曾反复奏请他研读的“亡国之鉴”，此刻在他脑中连半点轮廓都无，仿佛石重贵的悲剧从未存在过，“亡国”二字永远与他这“道君皇帝”无关。

他忘了太祖立国的艰难。

赵匡胤当年在陈桥驿被将士黄袍加身，那份在乱世中如履薄冰，小心经营的艰险。

他平定李重进的叛乱，杯酒释兵权时对老部下的温和与警惕，制定“强干弱枝”国策时的深思熟虑，哪一步不是踩着刀尖走过来的？

曾在太庙立下“不杀进言者”的祖训，也曾告诫子孙“守江山比打江山更难”，这些祖训被刻在太庙的石碑上，赵佶登基时还曾亲自祭拜过。

他忘了太宗、真宗的挣扎。

太宗赵光义当年亲征幽州，中箭后坐着驴车仓皇逃窜，回来后还强撑着处理朝政，那份狼狈与不甘，曾被史官详细记录；

真宗赵恒在澶州城头，看着辽军的旗帜在城下飘扬，腿肚子都在打颤，却还是在寇准的催促下登上城楼，稳定了军心。

他更忘了大宋百年间的征战与挫败。

仁宗朝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宋军在西夏铁骑下损兵折将，苦心经营的西北防线险些崩溃。

他更忘了，仁宗朝那场震动朝野的“庆历新政”。

那场比熙宁变法更早、试图医治大宋“冗官、冗兵、冗费”沉疴的改革，那些关于“要不要变”“如何变”的激烈争辩，在他脑中早已成了消散的云烟。

那个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贤臣，如何在庆历三年以参知政事之职主持新政，如何怀揣“救民于水火、挽社稷于危局”的初心，推出《答手诏条陈十事》。

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策摆在仁宗御案前，字字句句都指向大宋积贫积弱的病根。

范仲淹想要的从不是个人权势，而是“裁汰冗官以减国耗，轻徭薄赋以安民生”，是让大宋的官吏不再尸位素餐，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

他更忘了神宗朝搅动朝堂的“新旧党争”。

那场持续数十年、牵动无数名臣的变法之争，在他脑中早已烟消云散。

王安石如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推行新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如何试图扭转大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却又因执行偏差、触动既得利益，引发朝野震动；

忘了司马光如何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率领旧党激烈反对，在《与王介甫书》中痛陈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两人虽为挚友，却因变法理念形同水火；

苏轼在新旧两党间挣扎，早年反对新法的激进，后来也不满旧党全盘否定变法的保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赤壁赋》中写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慨叹。

那些关于“变法是否可行”“如何平衡利弊”的争论，曾是大宋朝堂的核心议题，可现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名字，在他心中只剩“会写诗作画”的模糊印象，连“新法”“旧法”的区别，都成了无关紧要的过往。

这些“难”，这些“险”，前人故事往日种种，他全忘了。

他只知道皇帝就该享受，就该有画舫、有琴音、有美人，有世间一切的美好。

延福宫里，只有暖香，只有软语，只有赵佶越来越重的喘息，他又一次逃进了自己用脂粉和甜香筑成的仙境，把将倾的江山，把两百年的执念，都忘在了风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