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下学期临近期末,上海进入黄梅天,闷热潮湿。甘悠的哮喘很不给面子地发作了,咳嗽得撕心裂肺,夜里根本躺不平,只能坐着睡。西贝请了假在家照顾她,又是雾化又是喂药,折腾了好几天。
甘悠惦记着学校的功课,也惦记着自己小组长的“职责”。幸好,她家楼上住着一对异卵双胞胎姐妹——徐旻和徐雯,恰好和她是同班同学。徐旻是班里的中队长,成绩拔尖,做事稳重;徐雯和甘悠在同一个小组,性格内向些。姐妹俩轮流,每天放学后准时来敲门,把当天的作业和课堂笔记交给甘悠,有时还会简单讲讲老师强调的重点。
“甘悠,你好点没?这是今天的数学卷子,林老师说下周一交。”徐雯把卷子递过来,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
“谢谢雯雯。”甘悠咳嗽着接过,又看向徐旻,“旻旻,这道应用题笔记上我没太看懂……”
徐旻就会坐下来,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条理清晰地给她讲解。甘悠很感激这对姐妹花,她们让她生病在家的焦灼减轻了许多。有时候她遇到难题,也会直接跑上楼去问徐旻,或者打电话——那台老旧的拨盘电话,成了她和同学之间重要的连线。
因为甘悠生病,她所在的小组的“管理工作”,自然暂时由同组的徐雯代劳。徐雯也很尽责,收发作业、传达通知,做得有模有样。甘悠虽然遗憾自己暂时“缺席”,但想着等病好了就能立刻“上岗”,心里还是踏实的。
一周后,甘悠的咳嗽终于好转了些,脸色依旧苍白,但坚持要去上学。她特意早早起床,对着镜子,把那条红领巾系得端端正正,又小心翼翼地把那道杠的标志别在校服衣袖上。她看着镜子里虽然瘦弱但眼神清亮的自己,默默打气:甘悠,加油!回去要更努力!
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等待她的不是欢迎,而是一盆冷水。
那天上午的语文课下课,班主任林老师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敲了敲讲台,等教室里安静下来,目光在同学们脸上扫过,最后落在甘悠身上,顿了顿,开口了,声音温和,但内容却让甘悠瞬间僵住:
“同学们,有件事宣布一下。鉴于甘悠同学近期因为身体原因,请假比较多,小组长的工作需要持续、及时地完成,经过考虑,从今天起,甘悠所在的小组,小组长职务暂时由徐雯同学担任。甘悠同学,”林老师看向她,语气尽量放得柔和,“你先把身体养好,学习跟上,小组的工作让徐雯先分担着,好吧?希望你能理解。”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响起细微的议论声。甘悠坐在座位上,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只有林老师的话在脑海里反复回响:“暂时由徐雯同学担任”、“先把身体养好”、“希望你能理解”……她理解,她当然理解老师是从工作角度考虑。可是……可是为什么心里像破了一个大洞,冷风呼呼地往里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臂,那道杠的标志还别在那里,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指尖发麻,烫得她眼睛瞬间就模糊了。
她低下头,死死咬着嘴唇,不让那丢人的眼泪掉下来。她不能哭,尤其不能在教室里哭。她只是……只是觉得特别特别难受,比咳嗽喘不过气还要难受。一种混合着委屈、不甘、失落和被“否定”的尖锐痛楚,狠狠地攥住了她的心脏。
“林老师!”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是坐在后排的大邹毅,他皱着眉头,声音有点急,“甘悠她病好了就能做了呀!而且她之前做得挺好的!”
“就是!”旁边的冯佳也小声帮腔,“甘悠收作业可仔细了。”
林老师摆摆手,语气依旧温和但不容置疑:“老师知道甘悠是个负责任的好孩子。但这段时间她需要好好休养,不能太劳累。徐雯同学这段时间代理得也不错,就这么定了。好了,准备下节课吧。”
老师转身走出了教室。甘悠依然低着头,手指紧紧抠着铅笔盒的边缘,指甲盖都泛白了。她能感觉到周围同学投来的各种目光——同情的,好奇的,无所谓的。徐雯从前面回过头,看了她一眼,眼神有些复杂,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也没说出口,又转回去了。
下课铃响,同学们涌出教室。甘悠慢慢地把手臂上那道杠的标志取了下来,白底红杠,还很新。她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金属别针硌得掌心生疼。冯佳和殷豪凑过来,想安慰她,又不知该说什么。
“甘悠,没事,等下次……”冯佳挠挠头。
“下次什么下次,”殷豪撇撇嘴,“就是老师怕麻烦呗。你病又不是自己想病的。”
甘悠抬起头,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哑哑的:“没事。老师说得对,我老请假,是耽误事儿。”她把那道杠小心地放进铅笔盒最里层,盖上盖子,发出一声轻响,仿佛关上了某个刚刚打开又骤然合上的希望之门。
她知道,同学们为她说话,是情分。但现实是冰冷的——她生病太多,是事实;老师需要的是一个能稳定“在岗”的小组长,也是事实。这道杠的失去,像一记清晰的耳光,打醒了她:在这个遵循“健康”、“正常”规则的世界里,她的“特殊情况”,就是原罪,就是可以被随时“调整”掉的理由。无论她多么努力想和别人一样,多么珍惜那份小小的责任和认可,一次病情的反复,就能轻易地将那一切夺走。
那天放学,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冯佳他们说笑,默默地收拾书包,慢慢地走出教室。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她没有直接去门卫室,而是走到操场边那棵老梧桐树下,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她想起自己戴红领巾时的激动,想起第一次别上一道杠时的自豪,想起妈妈和爸爸当时的笑容……现在,红领巾还在,可那道杠,没了。
不是因为做错事,不是因为不努力。仅仅是因为,她有一个不争气的、总是拖后腿的身体。这种无力感和委屈,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比书包还要重。
回到家,西贝还没回来。甘悠放下书包,习惯性地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动作有些机械。擦到五斗橱时,她的目光落在最上层那架鲜红的木质小钢琴上。夕阳的余晖正好给它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她踮起脚,把它拿下来,放在窗边的小凳上。
她没有弹那半生不熟的《DoReMi》。她只是伸出食指,轻轻地、一个一个地,按过那有限的十几个琴键。叮,咚,咪,发,嗦……声音依旧清脆,依旧干净,带着木头温润的共鸣。但此刻听在耳中,却莫名地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说不清的涩意。
这架玩具琴是鲁叔叔送的,是懂得,是慰藉。可它能抵消掉手臂上空空如也的失落吗?能治好她这讨厌的病,让她不再“特殊”吗?
甘悠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琴身上,闭上眼睛。窗外的弄堂里,传来孩子们追逐嬉戏的笑闹声,那么响亮,那么鲜活。那些声音,和教室里选举的喧哗、课间的追逐、门卫室的嬉笑一样,构成了一个热闹的、属于健康孩子们的、她努力想融入却总被无形屏障隔开的世界。
而她的世界,是消毒水的气味,是穴位注射的酸胀痛,是妈妈疲惫的叹息和奔波的身影,是医院苍白的长廊,是永嘉路复杂的人情冷暖,是抽屉里锁着的小小“金库”,是此刻掌心空空、心里也空了一块的感觉。
原来,长大不只是能摸到孙丹光滑的脸蛋,不只是能煮一锅不糊的饭,不只是手臂上多一道杠。长大还是,要开始学着吞咽下这些突如其来的、冰冷的“失去”,要开始明白,有些公平,是健康孩子的特权;有些认可,需要一副从不掉链子的好身体来换取。
夜色,渐渐漫过窗台,将那架小红琴和女孩单薄的、沉默的身影,一起温柔地包裹进黑暗里。屋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邻居家渐次亮起的灯火,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甘悠就那样静静地坐着,与她的琴,与她的失落,与这个让她又爱又无力、正在逼迫她飞速成长的世界,沉默地对峙。
直到楼道里传来熟悉的、略显疲惫的脚步声,和钥匙碰撞的轻响——是妈妈回来了。甘悠猛地惊醒,迅速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跳起来,跑到门边,脸上已经努力摆出了往常的笑容。
“妈妈,你回来啦!”
门开了,西贝带着一身外面的凉气进来,看到女儿的笑脸,疲惫的脸上也露出笑容:“嗯,回来了。饿了吧?妈妈马上做饭。”
“不饿,我下午吃了饼干。”甘悠接过妈妈的包,像往常一样。
母女俩的对话,自然而平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那道杠的失去,被甘悠小心地藏了起来,藏进了心底那个刚刚裂开的、需要自己默默舔舐的伤口里。她知道,妈妈已经很累很累了,她不能再让妈妈为她担心,为她难过。
这就是成长,无声无息,又带着些许疼痛。在疾病与坚韧的底色上,又多了一笔名为“失去”与“隐藏”的灰暗线条。但生活还在继续,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她还得是那个“没事的”、“很乖的”、“不让妈妈操心”的甘悠。只是,当夜晚独自躺在小床上,听着妈妈在厨房轻轻忙碌的声响时,她会忍不住把那只失去了一道杠的手臂,紧紧地搂在胸前,仿佛这样,就能抱住那个曾经短暂属于她的、小小的、发着光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