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大一寒假。
北大的校园空了。
宿舍楼的走廊安静得能听到暖气管子里水流的声音,那种咕噜咕噜的低响,像一只藏在墙壁里的猫在打呼噜。苏念的室友们都回家了,张红丽走的时候拉着她的手哭了十分钟,说"念念你一个人在北京怎么办过年没有饺子吃会死的",然后塞给她两包从食堂偷渡出来的花生米。
苏念没回村。
不是不想回,是不值得。来回火车票四块八,路上要两天两夜,回去待不了几天又得赶回来。而且回去的话,王桂花一定会在门口等着她,带着那套"念念啊你在北京挣钱了吧给你弟寄点"的标准话术。
不回了,这个假期她有更重要的事做。
北大图书馆。
寒假期间开放时间从早八变成了早九,闭馆时间从晚十变成了晚八。管理员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姓刘,头发全白了,冬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每天准时开门准时关门,中间在前台打一个小时的盹。
图书馆里几乎没有人,整个阅览室两百个座位,苏念数过,寒假期间最多的时候坐了七个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摊着一本《资本论》、一本《国富论》(英文原版,图书馆仅此一本,借出去要签三张表)、一本手抄的《政治经济学》笔记,还有她那个已经写了大半本的练习簿。
她在自学。
不是期末复习那种学——期末的内容她早就会了,她在学这个时代还没有被引进的东西: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这些在2024年是大学本科的基础课,但在1979年的中国,连名字都没有人听过。
她没有教材,这些理论在她脑子里,像一团被压缩的文件,解压需要时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脑子里的知识一条一条地"翻译"成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然后写下来。
写论文。
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储备"。她知道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会加速,经济政策会一个接一个地出台,每一个政策都需要理论支撑。她要在那些政策出台之前,把理论准备好。
这是她前世做产品经理学到的——永远不要等需求来了再动手,要在需求还没被提出的时候就把方案准备好。
所以她每天早上九点到图书馆,坐下,看书,写东西,一坐就是一天。
中午去食堂吃饭。
食堂寒假只开一个窗口,菜就那么几样轮着来——白菜炖豆腐、土豆烧茄子、偶尔加一道肉末粉条算是改善伙食。苏念每次打两个素菜一碗米饭,坐在靠门的那张桌子吃。
她选这张桌子不是因为位置好,是因为这张桌子正对着门口,冬天开门的时候会灌进一股冷风,其他人都嫌冷不坐,所以这张桌子永远有位置。
对一个前世在互联网公司食堂抢座抢出PTSD的人来说,"永远有位置"这四个字价值千金。
第三天中午,她端着餐盘坐下的时候,发现对面已经有人了——陆北辰?!
他面前摆着一碗面,清汤寡水的那种,几根白面条浮在汤里,上面卧了一颗煮蛋。他也没回家,穿着那件军绿色棉大衣,围巾缠了两圈,手里拿着一本书,边吃边看。
他在数学系的自习室待了一整个假期,这是苏念后来才知道的。自习室和图书馆两栋楼中间隔了一个操场和一排冬青树,她在图书馆看经济学,他在自习室做数学题。两个人各自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唯一的交集是中午这顿饭。
"你也没回家?"苏念问。
"嗯。"
"你家不是在北京吗?"
"嗯。"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他翻了一页书,没抬头:"回去我爸会让我参加各种聚会,他平反之后社交活动很多,都需要我出席。"
"你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