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听不懂“白细胞”“血小板”这些词,但他听得懂“骨髓穿刺”。那是很严重的病才会做的检查。
“什么病?”他问。
“还不能确定。有可能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也有可能是……白血病。”
白血病。刘建国知道这个词。厂里老李的儿子就是得这个病死的,从确诊到去世,不到三个月。
他的腿发软,扶着墙才没有倒下去。
“医生,治这个病要多少钱?”
医生看了他一眼,那种目光刘建国见过——在拆迁办、在□□局、在每一个他求人帮忙的地方。那种目光的意思是:你付不起。
“先做检查确诊吧。”医生说,“检查费大概两千块。”
刘建国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不到三百块。
他走出急诊室,蹲在走廊里,把脸埋进手掌里。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刺鼻,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人停下来。
他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公用电话亭,投了一枚硬币,拨了一个号码。
“喂,赵律师吗?我是刘建国。”
四、缺口
赵志远接到刘建国的电话后,第二天就去了医院。
刘栋已经转到了血液科的病房,四人间,靠窗的位置。刘栋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扎着留置针,脸色比昨天更白了,白得像纸。王桂兰坐在床边,眼睛红肿,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手帕已经被拧得变形了。
刘建国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后院,停着几辆救护车,有人在抽烟,有人在打电话。他的背影很直,但肩膀在微微发抖。
赵志远把刘建国叫到走廊里,关上了门。
“确诊了?”赵志远问。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刘建国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一个刚知道自己儿子得了绝症的人,“医生说要做化疗,化疗完了还要做骨髓移植。全部下来,至少要三十万。”
三十万。赵志远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算了一下——法援中心一年的经费不到二十万。他个人的存款不到两万。
“刘师傅,医保能报一部分。”
“医生说很多药不在医保目录里。”刘建国转过头,看着赵志远,“赵律师,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就是想问问,你上次说的那个事——金穗基金的那个事——要是能成,我能拿到赔偿吗?”
赵志远沉默了几秒钟。“能。但要时间。官司打下来,少说一年,多则两三年。”
刘建国没有说话。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窗户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看不到太阳。
“刘师傅,”赵志远说,“你手里的那些纸,还在吗?”
“在。”
“能不能给我一份复印件?我不拿走原件,就复印一份。”
刘建国点了点头。
赵志远当天下午就跟刘建国回了下马塘,用随身带的数码相机把那些纸一页一页地拍了下来。拍完照片,他没有走,坐在刘建国家的灶台前,把照片一张一张翻看。
翻到第三张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那是一份手写的记录,字迹潦草,但内容很清楚——是一笔资金的流向。从金穗基金的账户转出,经过三个中间账户,最终流向一个境外的账号。记录的最后一栏写着:“用途:棚改项目前期费用(潘)。”
潘。潘月明。
赵志远把这张照片放大了看,发现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经手人:苏静。”
苏静。这个名字他没有听过。
他把照片存好,站起来,跟刘建国告别。走出下马塘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昏黄,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在地上晃来晃去,像一个找不到方向的鬼。
他骑上自行车,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法援中心。他要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锁进保险柜,然后给张芸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