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中间隔了两步的距离。香港的夏天热得要命,街上的人流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但我们之间的那两步像一个无形的结界,把我和她隔在了两个不同的温度里。
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我。
“小葵,”她说,“如果我刚才说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话,我道歉。”
“你没有说什么,”我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吗?”
我看着她。
她的表情很真诚,眼睛里有担心,有困惑,还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是真的想对我好,她是真的觉得帮我买一本书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正是问题所在。
她不知道,因为她不需要知道。
她活在一个“六百块不算什么”的世界里,而我活在另一个。这两个世界可以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日落,但它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裂缝,风一吹,裂缝就会裂开,露出下面不同的地基。
“Max,”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先走了。”
我转身走进地铁站,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站在原地看我。
我没有回头。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头了,我就会心软。
而我不允许自己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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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第一天,她没有发消息。
我也没有。
第二天,她发了一条:“小葵,你还好吗?”
我看了三遍,没有回。
第三天,她又发了一条:“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情?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复了四五次,最后把手机扣在桌上,去做数学题。
数学不会伤害我。
数学不会说“又不贵”。
数学不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第四天,她发了一张照片,是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天台的日落。配文是:“今天的云很像那天。”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那天的云是什么样的?我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她站在夕阳里,风吹起她的头发,她说“我尽量诚实,但有些时候说实话太累了”。
我想回她。
我想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不理你”。
我想说“我生气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我想说“我很想你”。
但我说不出口。
因为说了“对不起”就意味着我承认自己有问题,而承认自己有问题就意味着我输了。
我不知道我在跟谁比赛。
也许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