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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被送出家门（第3页）

我告诉他，我满了八岁，还不到九岁。

“就这个年龄，”他说，“他们弄折了他第一根肋骨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大。八岁零八个月大时，又弄折了第二根，这可把他给毁了。”

这是个很令人不安的巧合，我无法对自己或者对侍者掩饰这种感觉。我询问他怎么会这样。他的回答让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只有三个令人听后不痛快的字：“痛打的。”

院子里公共马车的喇叭吹响了，恰到好处地打

断了我们的对话，促使我赶紧站起身。我为有一个钱包（因为已经够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了）既感到自豪，又有点儿胆怯，就态度犹豫地问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付钱。

“一张信纸，”他回答，“您买了一张信纸，对吧？”

我记得没买。

“信纸很贵，”他说，“还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得这样承担税负。除了付给侍者的，再没有别的了。墨水没有问题，就算我赔上啦。”

“请问一声，你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给侍者多少钱才合适啊？”我结结巴巴地问，脸都红了。

“如果我不需要养家糊口，而家里面的人没有染上天花，”侍者说，“我是不会收六便士的。如果我不用赡养年迈的母亲，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儿他很激动了，“那我会分文不收。如果我有个理想的职位，在这儿有丰厚的待遇，那我不但不会收您的小费，还会请求您收下我一点儿小钱。但我吃的是残羹剩饭，睡的是煤堆。”侍者说到这儿哭了起来。

我对他的不幸深表关切，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不能少于九个便士，否则会显得残酷和狠心。于是，我把那三个明晃晃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唯唯诺诺而又毕恭毕敬地收了下来，紧接着用拇指捻了捻，试一试成色。

我被人家从马车的后面扶上车后，发现人家以为我独个儿吃完了那一份饭菜，感到有点儿尴尬。我之所以发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无意中听到凸肚窗口那位女士对看守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弄不好他肚子要爆炸的！”还有就是，我注意到，在场的那些女仆都出来看，还咯咯直笑，好像我是个小怪物一样。我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已经恢复了精神，好像没事人一样随着大家一道大惊小怪，一点儿也不觉得局促不安。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了疑心的话，那有一半是由此引起的。但我现在还是相信，孩子天真单纯，容易相信他人，而且对成年人有天然的依赖感（孩子这样的天性如果过早地被世俗智慧取代，我感到很遗憾），总的来说，我并没有严重地怀疑他，即便那个时候也是如此。

我必须承认，自己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因为无端成了车夫和看守取笑的对象，说我坐在车的后部，所以车的后部很重，还说我乘着四轮大马车去旅行比较合算。自然而然以为我胃口大的事传到外面的旅客当中，他们同样对此乐不可支，拿它寻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按两兄弟还是按三兄弟的份额付费，我是专门签了约呢，还是按常规办理，还有一些别的幽默玩笑的问题。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吃东西时，却不好意思吃。而午饭吃得不多，整个晚上就都得忍饥挨饿——因为我匆忙中把点心落在旅馆里了。我的种种担心都应验了。当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东西，却没有勇气吃，而是只坐在火炉边，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即便这样，人家也没有少拿我开涮。有位嗓音嘶哑、五官粗糙的先生，除了拿着瓶子喝酒之外，一路上几乎不停地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来吃。他说我像条大蟒蛇，一次吃饱喝足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说完之后，他又吃了一份煮牛肉，结果长出了一个疹子。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应该在翌日早晨八点左右到达伦敦。当时正是仲夏时节，夜间气候宜人。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我在心里便想象着那些房屋里该是怎样一种情形，里面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些孩子跟在我们的马车后面跑，还会攀上车后面，摇摇晃晃行进一段，我会想，他们的父亲是否活着，他们在家里是否幸福快乐。因此，我除了不停地想着自己要去的地方会是个什么样子之外——那可是想起来都令人害怕，心里想的东西可多啦。我记得，自己有时候总是想着家里和佩戈蒂，思绪混乱、漫无边际，极力想要回忆起我咬默德斯通先生之前，心里的感受如何，先前是个怎样的孩子。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咬他的事似乎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夜间并不像傍晚时那样令人舒适惬意，因为天气冷起来了。我被安排坐在两位先生之间（五官粗糙的那位和另一位），以免从车上掉下来。他们都睡着了，我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因为他们把我完全夹住了。有时候他们把我挤压太厉害，我便会忍不住大叫起来：“哦！求求你们啦！”他们听了很不高兴，因为叫声把他们吵醒了。我对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太太，身披一袭皮毛大斗篷，身子裹得严严实实，黑暗中看过去，更像是一个干草垛，而不是位太太。这位太太随身带着一只篮子，老半天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后来发现，由于我的腿很短，就把它放到我腿下面。结果篮子挤得我连腿都伸不直，还会碰得我不舒服，所以我难受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动一动，篮子里面的玻璃杯就会碰到别的神秘东西而发出叮当的声响（碰一下肯定会响），她就用脚恶狠狠地踢我，并且说：“嘿，你给我老实点儿。我敢说，你的骨头还嫩着呢！”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这时候，我的同伴们似乎睡得更加舒服一些了。整整一夜，他们痛苦不堪，鼾声如雷，嗝声连连，困难重重的境况简直不可想象。随着太阳升高，他们的睡眠也不那么深沉了，渐渐地，一个接着一个醒了。每个人都谎称说自己没有睡着，要是人家说他睡着了，他便会异常气愤地断然否认，我记得自己对此惊讶不已。我到今天都还是迷惑不解、惊诧不已，因为我始终注意到，在人的所有弱点中，我们天性中最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就是（我想象不出是何原因）在公共马车里睡过觉。

我从远处看到的伦敦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而我如何相信，自己喜爱的书中所有英雄人物的所有异乎寻常的故事，都会接连不断地在那儿演绎再演绎，如何在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伦敦可比世界其他上任何城市都充满了奇遇和邪恶，凡此种种，我不必专门叙述。我们距离伦敦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坐落在白教堂区的这家旅馆。我不记得旅馆是叫蓝牛旅馆还是蓝猪旅馆，只记得是叫蓝什么旅馆，公共马车的后面还绘有该旅馆的图像。

看守马车的人下车时，目光正好落在我身上，于是冲着售票处门口大声喊了起来：

“这儿有人接一个小孩的吗？登记的名字叫默德斯通，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有人来接吗？”

没有人反应。

“先生，请问一声科波菲尔这个名字。”我说，无能为力地低头看着。

“这儿有人来接一个小孩的吗？登记的名字叫默德斯通，不过他自己说叫科波菲尔，是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有人来接吗？”马车看守说，“喂！有人来接吗？”

没有。没有人应答。我焦急地环顾四周。但是，这番询问没有在一旁站着的人中间产生任何反应。只有一个男子除外，此人打着绑腿，还瞎了一只眼睛。他建议说，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把我拴在马厩里。

有人搬来一架梯子，我在那个像干草垛一样的太太后面下了车，因为她的那只篮子不移开，我根本不敢动弹。这时，车上的乘客全都下来了，也很快都卸了行李。马匹在卸行李前就被牵走了，空马车现在由旅馆里的几位马夫前拉后推，驶离道路。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见有人来接这个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满身尘埃的小孩。

我感觉到自己比鲁滨孙·克鲁索还孤独，因为他没有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让人看出他很孤独。于是我走进售票处，当班的办事员请我进柜台里面去，然后在称行李的磅秤上坐了下来。我坐在那儿，望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账本，闻着马厩里散发出的气味（此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会想起这个气味），一连串的忧虑开始向我的大脑袭来。要是一直没人来接我，他们会允许我在此待多长时间？他们会留下我直到花光七个先令吗？晚上我是不是得在行李堆中找一只木箱子过夜？早晨是不是得用院子里的那个抽水泵压出水洗脸？或者每天夜里把我赶出门外，等到第二天售票处开门再让我进来，直到有人来把我接走？要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出现什么差错，而是默德斯通先生存心要把我扫地出门，那我该怎么办哪？即便他们允许我待着，直到我的七个先令全部花光，但等到我开始忍饥挨饿的时候，就不能指望再待下去了。显而易见，这样对于顾客来说多有不便，还惹人嫌。此外，还得叫这家蓝什么的旅馆承担一笔丧葬费。如果我现在立刻出发，设法走回家去，我如何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即便回到家里，除了佩戈蒂，我能保证其他人会收留我吗？如果我找到最近的有关机构申请去从军或者当个水手，而我年纪这么小，人家极有可能不会接纳我。这些想法，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种想法，令我心急火燎，头晕目眩，担惊受怕，神情沮丧。正当我焦虑不安到了极点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跟当班的办事员耳语了几句，办事员便立刻把我从磅秤上拉起来，推到那人面前，仿佛我是件货物，已经过了磅，付过钱就被买走了。

我和这个新相识手牵着手走出售票处，这时候，我偷偷地朝他看了一眼。他很年轻，面容憔悴，肤色灰黄，双颊深陷，下巴颏黝黑，几乎同默德斯通先生一样。不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他的胡子是剃掉的，头发也显得不那么光滑润泽，而是又干又硬。他一身黑色衣裤破旧不堪、色泽褪尽，袖子和裤管都很短，脖子上系着的白围巾也很不干净。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这条围巾并不是他身上穿的全部亚麻制品，但他显露出的或者令人想到的确实就是这个。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吧？”他问。

“是的，先生。”我回答。

我认为自己是，实际上我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师。”他说。

我给他鞠了一躬，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萨伦学校的学者和老师，我羞于开口提及诸如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物件，所以，我们离开旅馆院子有一段距离了，这才壮着胆子提到了箱子。我态度谦卑、委婉含蓄地表示，箱子今后可能会给我派上用场，我们这才又往回折。他告诉办事员，中午会派车夫来取我的箱子。

“请问，先生，”我问着，这时我们走到了刚才我们到的地方，“学校远吗？”

“在布莱克希思附近。”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怯生生地问。

“有点距离啊，”他回答，“我们得坐公共马车去。大约有六英里路。”

我已经疲惫不堪，浑身乏力，想到还要走上六英里路，真是受不了了，于是鼓起勇气对他说，自己整整一宿都没有吃东西，如果他允许我停下买点儿东西吃，我会对他感激不尽。听我这么一说，他似乎很吃惊——我现在仿佛看见他停下脚步看着我的样子。他思忖片刻后说，他正好要去探望一位住在不远处的老人，所以建议我最好去买点儿面包或其他什么有营养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我们还能在那儿喝到些牛奶。

就这样，我们朝一家面包店的橱窗里面看。我接二连三点地了一大堆东西，样样都是容易消化的，但全都被他否掉了，最后我们决定花三便士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随后在一家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后，找回了很多零钱，所以我觉得伦敦的东西很便宜。我们买了这些东西之后继续前行，穿过了人声鼎沸和车马喧闹的街市，我本来就已经疲惫倦怠，这样一来就更加头昏脑涨，情形简直无法言表。然后走过了一座桥，毫无疑问，这就是伦敦桥（我觉得他的确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到了那个穷苦人的住处。我知道，这房子是属于济贫院的一部分，因为从房子的外观就可以看出。还有大门口一块石碑上篆刻的文字，那些字说的是，这一片住房是专为二十五位贫穷妇女建造的。

房子里，一扇扇黑乎乎的小门都是一个样子，每扇门的一侧都有一扇菱形小玻璃窗，上方还有另一扉菱形小玻璃窗。萨伦学校的老师拔掉其中一扇门上的闩子，随后我们便进入了这些贫穷老妇人中的一个的小住房。老妇人正在生火，要把一个小蒸煮锅烧开。老妇人看到老师进去后，停止了跪着拉风箱的动作，打了声招呼，我觉得听起来像是说：“我的查理啊！”但是看到身边还有我，便站起身擦了擦手，慌里慌张地行了个半屈膝礼。

“请您替这位小绅士做一顿早餐好吗？”萨伦学校的教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