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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被送出家门（第4页）

“是吗？”老妇人说，“可以，当然可以！”

“费比森太太今天可好？”教师说，看着坐在火炉边一把大椅子上的另一位老妇人，她简直就是一捆衣服，以至我现在都觉得很庆幸，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弄错坐到她身上去。

“啊，她很不舒服，”前面那个老妇人说，“今天

可厉害着呢。要是炉子里的火因故熄灭了，我真的认为，她也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醒过来了。”

他俩朝着那老妇人看的时候，我也看了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但她看上去心里想着的只有炉火。我想，她肯定对火炉上那口蒸煮锅也心怀妒意。我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于硬逼着用那口锅替我又是煮鸡蛋又是烤咸肉心怀不满，因为我困倦迷离的双眼看见，烹饪正在进行的时候，旁人没有人在场看着，她一度朝着我挥了挥拳头。阳光透过小窗户倾泻而入，可她坐着，让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背对着阳光，把炉火挡住，她似乎刻意要使炉火保持温暖，而不是炉火使她保持温暖，而且用极不信任的目光看着炉火。我的早饭做好了，炉火也空闲下来，这使她高兴不已，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得说，那笑声实在不动听。

我坐下来吃我的黑面包、煮鸡蛋和咸肉，还有一碗牛奶，这是一顿丰盛的早餐。我津津有味地享用着。

这时候，住在屋里的老妇人对教师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来了。”他回答。

“那就吹一曲吧，”老妇人说着，语气中透着劝导，“吹吧！”

听她这么一说，教师就把手伸进外衣里面，拿出分成三段的笛子，把三段拧到一块儿之后，立刻吹奏了起来。我思索了很多年之后，感觉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吹笛子比他更蹩脚的人了。他发出的那种声音令人凄厉心碎，我所听到的以任何形式发出的声音，自然的也好，人工的也罢，全都无法与之比拟。我不知道吹的是什么调儿——如果他吹奏时有什么调儿的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笛声对我产生的影响是：首先，勾起了我的所有痛苦，使我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其次，把我的食欲驱赶得无影无踪。最后，弄得我睡意蒙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又一次闭上眼睛，开始打起盹儿来。又是那个小房间，三角柜敞开着，几把方正的靠背椅，通向上面房间的尖角小楼梯，还有摆放在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刚一进房间心里就纳闷，如果那只孔雀知道自己的羽毛注定要变成这个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房间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着盹儿，又睡了。笛声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共马车轮子的辘辘声，我继续上路了。马车颠簸着，我怔了一下醒过来，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正坐着，两腿相交，悲惋凄凉地吹奏着，住在那儿的老妇人兴高采烈地在一旁看着。接着她消失了，教师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教师，没有了萨伦学校，没有了大卫·科波菲尔，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深深的睡眠。

我觉得自己做了梦，梦见那位教师吹响令人感到凄厉心碎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满心欣喜地欣赏着，越来越近地走向他，弓着身子站在他椅子的靠背处，满怀深情地用力搂住了他的脖子，结果使他一时间停止了吹奏。或者瞬间过后，我处在似睡非睡的状态，因为当他接着吹奏时（他先前停止了吹奏，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我看到和听到，同样是那位老妇人问费比森太太，它美不美妙（她指的是笛声）。费比森太太回答：“啊，啊！美妙！”并冲着炉火点头。我现在都还确信，她把整个演奏归功于炉火了。

我这个盹儿好像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萨伦学校的教师把他的笛子拧松，拆成了三段，跟先前一样收了起来，领着我离开。我们就在附近找到了公共马车，于是上到了车顶。但我太困了，睡眼惺忪，所以马车中途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便把我安排到里面，那儿没有乘客，我便在那儿酣睡了。直到后来，马车缓慢行进，在绿荫丛中朝着陡峭的小山坡驶去。片刻后，公共马车就停下，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走了一段很短的路程，我们就到了——我是说我和那位教师——萨伦学校，学校被高高的砖墙围着，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墙的一处开了一扇门，门的上方挂着“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响了门铃，这时候，一张阴沉可怕的脸透过门的方格打量着我们。门打开后，我发现，那是一张属于壮实男子的脸，此人脖子短而粗，支着一条木头假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着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师说。

支着木头假腿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这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就那么一点儿。接着，在我们的身后锁上了大门，取出了钥匙。我们朝上走，向着那掩映在浓密树荫中的房子，这时候，他在后面冲着领我来的教师喊了一声：“喂！”

我们回头看了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提着一双靴子。

“给你！鞋匠来过了，”他说，“因为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这双靴子再也没法儿修了。还说靴子都没了先前的影子，他纳闷，你怎么做这个（修补的）打算呢。”

说完这话，他就把靴子扔给了梅尔先生。梅尔先生往回走了几步，捡起靴子。我们一同继续向前走时，他看了看靴子（恐怕心里很不痛快）。我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靴子其实也坏得没法儿穿了，袜子有个地方也像花朵一样绽开了。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光秃秃，没有装饰。学校四处静悄悄的，我就对梅尔先生说，学生们好像全都离校了。可他听完之后很惊奇，因为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假期，所有学生都回到各自家里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携克里克尔太太和女儿克里克尔小姐到海滨度假去了。我因为做错了事，所以作为惩罚，才会在假期被送到学校来。这些情况是我们一边走，他一边向我解释的。

他领着我走进一间教室，我直愣愣地打量着，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寂寞和最荒凉的地方。现在我见到它了，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三排长课桌，六排长板凳，四壁打了挂物钉，那是挂帽子和石板用的。旧习字本和练习本的纸片散落在脏脏的地板上。用那类本子的纸折成的小蚕房横七竖八地放在课桌上。还有两只可怜巴巴被主人遗弃了的小白鼠，现在正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制成的散发着霉味的城堡式小楼里蹿上蹿下，瞪着通红的眼睛朝房间的每个角落打量，想找点儿什么吃的东西。一只小鸟被关在就比它本身大那么一点儿的笼子里，时不时地跳上那两英寸高的栖木，或者又从上面跳下来，扑棱着翅膀，可是，既不能欢唱，也不能鸣叫。屋里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怪味，就像发了霉的灯芯绒裤、捂烂的甜苹果、腐烂的书籍。即便当初建房时没有加个屋顶，一年四季天上下的是墨水雨，飘的是墨水雪，落的是墨水冰雹，刮的是墨水风，也不会像这样墨水溅得到处是。

梅尔先生丢下我，自顾自地拎着那双毫无指望的靴子上楼去了。我轻手轻脚地走向教室另一头，边动着身子边环顾周围的一切。猛然，我看到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漂亮的大字：“当心他，会咬人。”

我赶紧爬到课桌上，担心底下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是，尽管我心急火燎地朝四处张望，却根本没看到狗的影子。我还在忙不迭地四处观望，这时候，梅尔先生回来了，问我爬到那儿干吗。

“我请您原谅，先生，”我说，“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不是有条狗吗，先生？”

“有条什么狗？”

“先生，就是提醒大家当心的，那条会咬人的狗。”

“不，科波菲尔，”他说，神情严肃，“指的不是狗，而是个学生。科波菲尔，我奉命把这块牌子挂在你身后。很抱歉你一来就这样对待你，可我必须这么做。”

说完，他就把我从桌子上抱了下来，然后把那块牌子像背背包似的固定在我的肩膀上。由于牌子是特意制作的，倒是很妥帖。从今往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得挂上牌子，这才算踏实。

我为这块牌子受了多少罪，没人能想象得到。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见我，我总会有种感觉，觉得有人在念牌子上的字。转过身发现没有人，也无法释然，因为无论我背朝向何处，我都想象着那儿总会有人。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狠心人更是让我的痛苦雪上加霜。他大权在握，一旦看见我背靠着树，或墙，或房屋，就从他那间小屋的门里冲出来，大声吼着：“喂，说你呢，你个科波菲尔，把那块牌子露出来，要不我就告发你！”运动场是个铺着石子的空院子，位于教室和厨房的后面。所以我知道，仆人们看得到，屠夫看得到，面包师看得到。一句话，每天早晨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学校边走来走去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得对我倍加小心，因为我会咬人。我记得，我都真真切切地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自己成了个会咬人的野蛮孩子。

运动场有一扇旧门，学生们都习惯在这扇门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门面完全被刻上去的字盖满了。我怀着一种恐惧感，担心假期结束学生们返校，所以每看到一个名字都不禁想到，那人会用什么样的腔调，会用怎样的语气夸张地念着“当心他，会咬人”这几个字。有个学生——一个名叫詹·斯蒂尔福思的学生——他的名字刻得深而且多。我想象着，他先是声音洪亮地念着牌子上的字，随后扯我的头发。还有个学生，一个名字叫汤米·特拉德尔的学生，我担心他会拿牌子来取笑我，而且会假装被我吓得要命。第三个是乔治·登普尔，我想象着，他会把牌子上的字唱出来。我成了个畏首畏尾的小东西，一直看着那扇门，直到所有这些名字的主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里一共有四十五个学生——似乎一致赞成把我送到考文垂去，并会用各自的腔调大声嚷嚷着：“当心他，会咬人”！

面对课桌和长凳处的空座位时，我心里也这样想。就寝的途中和躺在床上，我偷偷看一看那些林立的空床位时，心里也是这么想。我还记得，自己每天都在做梦，梦见和过去一样同母亲在一起，或者梦见在佩戈蒂先生家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梦见在公共马车外面跑着走，或者梦见同那个命运不济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在所有这些梦境当中，都是因为不幸地发现我身上只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块牌子，使得大家厉声尖叫，目瞪口呆。

我感到生活单调乏味，但时时刻刻又害怕学校再度开学，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情感折磨！梅尔先生每天都要交给我很多功课，我得花费很长时间对付，但我都完成了，因为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在场，就都全部合格了，没有蒙羞受辱。在完成功课之前和之后，我四处走走——但是，正如前面说到的，由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人监视着。学校里到处都很潮湿，院子里的石板路斑驳开裂，长满了青苔，有一只有漏洞用来盛雨水的旧木桶，几棵阴森森的大树树干已褪去了色泽，似乎雨天比别的树滴水多，晴天水分会蒸发得更少。这一切现在回忆起来全都历历在目！我们一点时吃午饭，一间空荡荡的长餐厅里面摆满了松木餐桌，散发着油腻的味道，我和梅尔先生两个人，坐在里端。吃完饭，要继续做功课，一直做到喝茶时间。喝茶时，梅尔先生用的是一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罐。从清早到傍晚七八点，梅尔先生都伏在教室里自己那张单独的书桌上辛勤工作，不停地同笔、墨水、尺、账簿、纸张打着交道，要把上半年的账目结算出来（这是我发现的）。到了晚上，他搁下手上的活儿，便拿出笛子来吹奏。我几乎有种感觉，他会把自己整个人都吹进笛子顶端的那个大孔里去，然后再顺着音调慢慢消失。

我的眼前浮现着：微不足道的我坐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手托着头，听着梅尔先生那凄婉悲凉的笛声，同时准备着翌日的功课。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合上了书本，继续倾听着梅尔先生那凄婉悲凉的笛声，透过笛声，听到了过去家中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荒滩上呼啸而过的风，于是感到非常忧伤和孤独。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起身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去睡觉，坐在床沿上哭泣，希望听到佩戈蒂安慰的话语。我的眼前浮现着：自己早上下楼时，透过楼梯窗户那一道阴森可怕的长长缺口，看到悬挂在外屋顶上的那口校钟，上面还装了个风标，担心着，等到校钟一敲响，詹·斯蒂尔福思和其他学生就都会回来上课。这还只是次要的，最最令我惶恐的是，等到那个支着木头假腿的人打开生了锈的院门时，令人望而生畏的克里克尔先生就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都不是个什么很危险的人物，却要在所有情况下都得背着那块牌子，好让别人提防着我。

梅尔先生从不同我多说什么，但也从不粗暴地对待我。我认为，我们相互间已经成了不交谈的伙伴。有一点我忘了提到：他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咧嘴而笑，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撕扯头发，那状态令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这么一些怪癖一开始吓着了我，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