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并没有兴奋,”蒂费说着,一边戴上眼镜,“我知道,马按照平常的步伐走,不会兴奋的。马的缰绳断了,但是在地面上拖着。这事立刻惊动了府上的人,有三个人沿路找去了。他们在一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他。”
“不止一英里远,蒂费先生。”有个小文书插嘴说。
“是吗?我看你说得对,”蒂费说,“在一英里多的地方——离教堂不远——脸朝下躺着,身子一半在路旁,一半在路上。他是不是昏厥掉下去的,或者昏厥之前感觉不舒服,自己下车的——甚至是否当时就已经死了,不过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是毫无疑问的——看来谁都不知道。即使他有呼吸,但肯定也说不出话来了。尽管尽快进行了医疗抢救,但已经无济于事。”
我简直无法表达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这件事来得这么突然,又是发生在一个看法与自己相反的人身上,令人感到震惊。他近期待过的房间变得空荡荡的,令人害怕,里面的椅子和桌子似乎在等着他,他昨天写下的文字就像鬼魂,难以表达这种无法把他同这个地方分开的感觉。当房门打开的时候,感觉他可能会进来。事务所停止了业务,懒散清闲,一片寂静,大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津津乐道,其他人却成天进进出出,拼命地打听这事——这种情况任谁都容易理解。不过,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甚至隐藏着一种对死神的嫉妒。我仿佛觉得死神的力量会把我在多拉心中的位置挤掉。我有一种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厌恶,妒忌起她的悲伤来。想到她对着别人痛哭,或者接受别人的安慰,我就会焦虑不安。我有一种贪婪无度的愿望,希望多拉在这个最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排斥所有人,让我成为她的一切。凡此种种,我无法表达。
我处在这样一种烦乱的心境中——但愿不是只有我如此,别人也会这样——那天傍晚就去了诺伍德,我在多拉家门口打听情况,因此从一个仆人那儿了解到米尔斯小姐也在那儿。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叫姨奶奶写了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我态度恳切,对斯彭洛先生的离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而且边写信边流着眼泪。我恳请她转告多拉,如果多拉有心思听,斯彭洛先生曾怀着真诚友善和关怀体贴的态度同我交谈,提到她的名字时更是充满温情,毫无半句激动或责备的言辞。我知道,让别人在她面前提及我的名字,这样做显得很自私,但我尽量使自己觉得这是一种纪念他的正当行为,或许我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翌日,姨奶奶收到了一封几行字的回信,信封上的名字是姨奶奶的,但里面的信是写给我的。信上说,多拉沉浸在悲痛之中。当她的朋友问她是否要对我问候一声时,她只是像平常那样痛苦:“哦,亲爱的爸爸!哦,可怜的爸爸!”但她也没有说不,这样,我便心满意足了。
事发之后,乔金斯先生一直待在诺伍德,但几天之后,他到了事务所。他和蒂费待在办公室里密谈了好一阵子。然后,蒂费朝门外张望,示意我进去。
“哦!”乔金斯先生说,“科波菲尔先生,我和蒂费先生正对死去的人的办公桌、抽屉和他存放东西的地方进行一番检查,以便封存他的个人文件,同时寻找一份遗嘱。但是我们找遍了各处,都没有半点儿痕迹,可能得请你来帮帮我们。”
我一直心急如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遗嘱里对我的多拉如何安排——比如由谁监护,等等——这样做正中我下怀。我们立刻开始寻找,乔金斯先生打开了抽屉和书写文具箱,我们把文件通通拿了出来。把事务所的文件放到一处,私人文件(数量不是很多)放到另一处。我们神情凝重,碰到一个单个儿的标识,或者铅笔盒,或者戒指,或者同斯彭洛先生个人有关的其他什么小物件,我们都会低声细语地交谈。
我们把东西放在几个包里密封起来,继续在布满尘埃的环境中默默地寻找。这时候,乔金斯先生对我们说了话,说的正是他已故的合伙人先前用来说自己的话:“斯彭洛先生很难摆脱成规旧例办事。你们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我倒认为他并没有立下遗嘱。”
“哦,我知道他立过遗嘱!”我说。
他们俩都停了下来,看着我。
“在我最后看见他的那天,”我说,“他告诉我,他立了遗嘱,而且很早以前他的事情就安排妥帖了。”
乔金斯先生和老蒂费同时摇了摇头。
“看来没希望找到了。”蒂费说。
“确实没希望。”乔金斯先生说。
“显然,你们并不怀疑——”我开口说。
“我的好科波菲尔先生啊!”蒂费说着,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摇头时紧闭着双眼,“如果你在民事律师公会和我待得一样长,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没有比在遗嘱这个问题上更反复无常的了,很少有什么是可信的。”
“对,天哪,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语气坚决地回答。
“我几乎可以最后下定论了,”蒂费说,“我的看法是——没有遗嘱。”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结果就是没有找到遗嘱。从各种文件所能提供的线索来看,斯彭洛先生压根儿没想过要立遗嘱,因为没有任何要立遗嘱的暗示、草稿或者备忘录。同样令我惊诧不已的是,他的事务安排得一塌糊涂。我听说,简直难以弄清楚他欠了别人多少钱,已经还了多少,或者死后有些什么财产。大家很可能又认为,关于这些事情,多年来连他自己心中都没底。后来,大家慢慢地弄清楚了,当时在民事律师公会里,攀比之风盛行,崇尚奢华,讲究排场,他的开销超出了业务带来的收入,因为进项并不是很大,于是动用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即便他的私有财产数额巨大(这一点很值得怀疑),后来也捉襟见肘,所剩无几。诺伍德的家具卖掉了,住宅出租了。蒂费把情况讲述给我时,也没有多想一想我对他说的事情有多大兴趣。他告诉我,把死者所欠的正当债务全部还掉,把别人拖欠事务所长期不还的坏账和疑账属于他分摊的那一部分减去,所剩下的财产恐怕还不到一千英镑。
这事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备受折磨。米尔斯小姐依旧报告给我,当提及我时,我那肝肠寸断的小多拉还是什么都不说,还是那几句话:“哦,可怜的爸爸!哦,亲爱的爸爸!”这时,我真想毁了自己。还有,米尔斯小姐对我说,多拉没有别的亲戚,只有两个姑妈,也就是斯彭洛先生两个待字闺中的姐姐,她们住在帕特尼,几年来,除了同她们的弟弟偶尔有书信来往之外,很少交往。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吵过架(米尔斯小姐告诉我),而是因为多拉受洗礼的那一天,她们应邀前来喝茶,而实际上她们认为自己应该被邀请前来赴宴。所以她们在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大家过得更幸福快乐”起见,她们就不来了。从那之后,双方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
如今两位小姐从自己的隐居处走出来,提出要把多拉接到帕特尼去住。多拉紧紧地搂住她们俩,痛哭着大声说:“哦,好的,姑妈啊!请把朱莉娅·米尔斯和我,还有吉卜一同带到帕特尼去吧!”就这样,在斯彭洛先生的葬礼后不久,她们便去了帕特尼。
我如何抽出时间常常光顾帕特尼,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悄然徘徊在那一带。米尔斯小姐为了更好地尽到做朋友的责任,特地记了日记。她有时会在公共牧地上同我会面,把日记念给我听,或者(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借给我看。我把那些日记视为珍宝!以下列举数则:
星期一。温柔可爱的多仍然郁郁寡欢。头痛。要她看看吉,皮毛很美丽。多抱起了吉。于是引起了联想,打开了悲伤的闸门。放声痛哭(眼泪是心灵的露珠吗?朱·米)。
星期二。多虚弱,心里紧张。苍白的面容彰显美丽(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这有月亮之美吗?朱·米)。多、朱·米和吉一道乘马车外出兜风。吉朝窗户外看,冲着清扫工狂吠,引得多脸上露出微笑(生命之链就是由这样微不足道的小链子构成的!朱·米)。
星期三。多比较高兴。为她吟唱曲调愉快的《暮色晚钟》,意在怡情,结果适得其反。多无比伤感。后来发现她在自己房中哭泣。引用有关自我和小羚羊的诗句,亦无效果。又提及纪念碑上的忍耐(问:为何在纪念碑上?朱·米)。
星期四。多情况明显有所好转。夜间睡得更好。脸颊略现红晕。决定提及大·科的名字。散步时谨小慎微提起,多立刻情不自禁。“哦,亲爱的,亲爱的朱莉娅!哦,我一直就是个淘气顽皮、执拗任性的孩子!”给予她劝慰和爱抚。把大·科濒临死亡的惨状描述了一番。多又一次情不自禁。“哦,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把我领到别处去吧!”我惊恐不已。多昏了过去,从酒馆要了一杯水(富有诗意的对联:门前招牌五彩斑斓,人生境遇盛衰无常。唉!朱·米)。
星期五。多事之秋。有个男人提着个蓝色袋子进了厨房。“来修理女鞋的后跟。”厨子回答:“没人吩咐过。”男人坚称有这么回事。厨子打听去了,留下男人单独和吉在一起。厨子返回后,男人依旧坚称有人叫过,但最后还是离去。吉不见了。多心神不宁。报了警。描述说,那人是个大鼻子,双腿像桥的栏杆。于是四处搜寻。没有找到吉。多痛哭流涕,安慰也没用。重又引述小羚羊的诗句,很切合,但无济于事。到了黄昏时刻,有个陌生的小伙子上门了。领进客厅。来者鼻子虽大,但腿不像桥的栏杆。说要一英镑,知道狗的下落。虽追问不停,但终不肯多言。多拿出一英镑,于是厨子被领到了一间小屋里,吉孤零零地被拴在桌子的腿上。多欣喜不已。吉吃晚饭时,多绕着它翩翩起舞。见到这种可喜的变化,我壮起胆子,到楼上提起大·科。多又痛哭流涕,语气哀婉地大声说:“哦,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想可怜的爸爸,而去想别的什么事情,这很不厚道!”她抱着吉,然后啜泣着睡着了(难道大·科不是一定得把自己拴在宽大的时光之翼上吗?朱·米)。
在这段时间里,米尔斯小姐和她的日记是我唯一的慰藉。可以看见之前刚刚见过多拉的她,可以在她充满同情心的日记中见到多拉名字的首字母,可以被她弄得越来越痛苦悲伤,这一切是我独有的安慰。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由纸牌搭起的宫殿中,宫殿坍塌了,废墟中只留下我和米尔斯小姐。好像某个严厉的巫师围着我心中天真无邪的女神画了一道魔圈,除了那能够运载众多人的强大的时光之翼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载着我进入那道魔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