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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 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第4页）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在家庭中，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他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国家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社会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且还善诱部下。正是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才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致九弟沅甫的信中，他说：

鄂督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想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唯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话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以恒、终生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别的军队强的地方。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更是一个将大志落实到每一步行动中，并持之以恒的人，而具体的做法就是“逐日检点”。

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其次，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在认真钻研程朱理学后也强调说：“正己为先。”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样做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

希望得到，又怕失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它本身就让身心已经不得安宁了，怎么还会有空闲享受幸福呢？获得幸福的道理我们大家已经在各种书中见到了许多，甚至都可背诵出来，但我们仍然觉得不幸福。其实不幸福并不是因为这些道理讲错了或者说这些道理没有用，而是我们自己没有真心地按照这些道理去做。

6。戒除不良习气是关键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总是凭欲望的支配行事，必然走上自我毁灭的歧途。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吉士散馆，曾国藩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

自明、清以来，翰林院内都有一个庶吉士的短期职位，相当于进士再深造，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以各种官职。明代英宗以后成为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为教习，授以各种知识。三年后，在下次会试前进行考核，称“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也有的会被派到各地方任官。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

所谓“冲、繁、疲、难”，即“地当孔道为冲”，也就是交通要道、战争要地；“政务纷纭者为繁”，也就事情繁多、比较杂碎；“赋多逋欠者为疲”，这种地方年年没有好收成，使地方官疲于税收，很难出成绩；“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这种地方治安复杂，比较难以治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想多用功学习知识，但是进入翰林院的人总有一种衣食无忧的感觉，所以每天这些人都是吃了睡，睡好了玩，没有人再去想着下苦功学习。所以，就这样，曾国藩也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十多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的事情外，其他时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饮茶、闲聊，很少读书。因此，他每天总要在日记中“检讨”自己，害怕自己每天都会故技重演。若不能自察自改，会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业。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散，后来都做到了。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的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曾国藩戒除了吃烟、爱闲聊之外，还有“一戒”就是围棋。然而，他这一次却失败了，围棋没有戒下来。曾国藩自幼即酷爱下棋，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此后十三年中，在其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中统计对弈一千三百余盘，观棋还不在其中。

曾国藩任职京师后更如鱼得水，“溺情于弈”。京城为棋界精英荟萃之所，曾国藩的师友中有不少人耽于此道，如刘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国藩论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下棋，几至沉溺痴迷的程度。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友人战罢，午饭时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点点，“几欲自代”，其爱好程度可见一斑。

因此，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生如此。

很多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欲望和本能所驱使，因而有些事情的好的结果和达到这种结果的方法我们都能看到，却往往做不到，就是因为在感性与理性的较量中，感性常常占了上风。曾国藩做人处世沉稳老练，主要得益于他从年轻时就刻意修炼的“克己”功夫，也就是一种自治能力，一种理智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吗？但这正是曾国藩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

大多数人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庸人的思考方法，真正有才干的人往往会发现自我的缺点和不足，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改正，这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

自古以来圣贤们都将“克己”作为人生修炼的入门课和常修课。惟其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7。淡泊物欲，不求名利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儿就打道回府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