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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治学 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第3页）

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主敬

二、静坐

三、早起

四、读书不二

五、读史

六、谨言

七、养气

八、保身

九、日知所亡

十、月无忘所能

十一、作字

十二、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曾国藩，在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一句慨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他在日记中写道：

禽里还人，静由敬出；

死中求活，淡极生乐。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三月五日这天，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还要阅读《二程全书》，而且在迎接途中的马车上还在背诵《四书》，然而这时的他只能用手在空中比画了，欲有所言，口嗓已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可见其读书的恒心。他后来的日记中发出感叹：

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溢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谏何极！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而且，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性。

有志向的人一般都不会甘于平庸，有见识的人则知道学海无边，不会满足于现状，井底之蛙这种人都是一些没有见识的人。所以，那些有恒心的人，肯定也没有办不成的事。所有读书人都应记住曾文正的这句：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