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阁

第五章治学 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02（第3页）

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以其思想学说的博大深邃而受到后世的尊崇和赞扬，人们甚至将其位列孔子之后，号称“亚圣”。对于这位圣人，曾国藩也是景仰有加，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孟子列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之后，合称为“四圣”。他在文中写道：

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庄子）、荀（荀子）并称。至唐，韩氏（韩非子）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孔子）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在平常对子女的教育中，曾国藩也强调应将“四书”之一的《孟子》熟读，作为治学的第一步。他自己则对《孟子》一书做过详细的解读，他在《孟子要略》中对每一章都进行了点评，篇首是总论各篇大意，篇尾则是论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同时，还在日记中做了相关记录：

二更后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目，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目，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身训厉之属目，曰切己反求。

对于《孟子》的语言，曾国藩也有过深究，认为古文、古诗最可学者为《孟子》的激昂刚烈。曾国藩还曾到孟子故里拜祭过孟庙，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先圣的敬仰之情。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明了庄子对自己治学的深刻影响，他写道：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遍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庄子的崇拜程度。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从曾国藩给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一二来。曾国藩在信中说：

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穀梁》六书自古列之于经，所谓十三经也……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话释笺疏，穷力讨治。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表达了自己对《史记》等经史书籍的重视和不能“穷力讨治”的遗憾之情，并要求纪泽将这些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以此来达到“见解日开”的目的。

在熟读《史记》之际，曾国藩并没有忘记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己所用。如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温《南越传》、《循吏传》。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因思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所以，由此他想到治军上，将帅的职责应该在于整齐军队，严肃纪律，确定军法，严格做到令行禁止，而不能像老妇人那样专行仁慈之道。

同时，曾国藩又以司马迁的经历来告诫自己的弟弟，他在信中说道：“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意。太史公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者，温弟颇有此象，故举业功夫大为抛荒。”要求弟弟集中精力，在科举考试上一举成名。

尽管曾国藩对司马迁的史学才华非常敬佩，但是他并不迷信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史记》中也有装饰夸张、不尽属实的地方。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的木罂渡河、沙囊壅潍，他认为并无其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国藩指出木罂之器不能渡河、沙囊也难以堵水的道理。曾国藩由此推论道：“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此外，曾国藩对司马迁的天命观也予以了批评，他说：“（司马迁）常以不可知者，归之天命……虽要归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长褊衷，不能忘情于功名，故时时以‘命’字置诸喉舌之间。”这种从心理上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命中要害。

9。学以致用才有大收获

曾国藩读书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主张经世致用。

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即治国平天下之学。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可见曾国藩早年抱负之大。

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曾国藩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曾国藩在继承了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曾国藩明确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是“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因此，他认为，读书应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有所获。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功。

在大多数今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在与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所以，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因而，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确实已实属不易。

当年，曾国藩供职于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因此，曾国藩所关心的是，在外患有“英夷”，在内忧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当他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只以一书生出现而致用却能镇灭洪秀全、杨秀清，所以一般人都引以为异。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还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军情。之后，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他又遍阅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当他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时，便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多道讲述时务的奏折。这些，都明显地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另有宗尚矣，国藩王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顾炎武）、王怀祖（王念孙）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陈康伯），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李光地）与望溪（方苞）。不得不置之后图，右私志之不甚惬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