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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治学 中华传统文人的典范人物02（第4页）

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也不忘强调：

以后穷经读史，二者（实学与学问）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江（江永）、戴（戴震）、段（段玉裁）、王（王念孙）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

曾国藩在清朝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当时的“中兴名臣”，其地位和声望之高可以说连他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曾国藩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实践和治学之中。

曾国藩在经世致用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

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在做京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研究实学了，例如对地理学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书，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而且有一种怀疑精神。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朝鲜）的，说太宗攻下辽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对此评论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除班（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渡军，其破龙且以沙囊（沙袋）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佗当曹参，则两军之数范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空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接之事理，皆不可信。

记述战争没有比《史记》更好的了，司马迁叙述战争没有比《淮阴侯列传》更详尽的了，然而它们竟是这样不足为凭！因此，曾国藩评论道：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做事，既征诸古籍，派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世上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就是读书，即学养，因为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也是人的精神中的灵魂。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大，但在曾国藩的身上的确如此，无怪乎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使他学以致用，再造清朝的中兴盛世。

曾国藩在读书上重于活学活用，并且具有怀疑精神，故而不同于一般的腐儒。所以，“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这就是曾国藩告诉大家的一大人生学问。

10。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

作文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本身在作文方面也颇有才名。所以，他在指导儿子作文方面很是下工夫，也很有一些见地。

他告诫儿子，作文须先从辞章上用功，由于自古以来汉人的文采辞章还从来没有超过《小学·训诂》（《小学》，即通俗的语言文字之学，国学入门之学，宋代朱熹著；训诂即用当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的，所以他要求儿子在作文基本功训练方面，要效法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韩愈五家，要把《小学·训诂》学透学精：

尔在《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辞章上用功。《说文》（《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看毕之后，可将《文选》（南朝萧统著）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文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

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专肆力于《文选》，手抄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按照这一指教练习作文，之后将其文章交于他指导时，他说：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庄子》）《列》（《列子》）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韩愈）倔强处揣摩一番。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因此，在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遂我未竟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就是训诂和辞章契合的最佳结合点。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入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最让曾国藩景仰的是韩文有一种雄奇倔犟的气势。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其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之类惊人句反复吟哦。”因此，曾国藩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种境界，其中韩愈被他奉为阳刚之美的代表。曾国藩本人刚强倔犟，以“男儿懦弱无刚为大耻”，更倾心于阳刚一脉，因此尤其推服韩愈。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给好友吴嘉宾的信中表白道：“弟夙昔好扬雄、韩愈瑰玮奇崛之文。”后来又说：“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显然，他最服膺的就是韩愈。

曾国藩对韩愈文章的研读理解，从中学习了古文的途径和方法，体会到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不但如此。他在教学书信中还对古代诸家的文章特点以及作文技巧等作了多方面的指教，如论文章雄奇之道时，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指出：

这篇家书不但是曾国藩关于“行气”的文学理论的经典阐述，同时也堪称一篇古文佳作。

同时，他还指出，作文的峥嵘雄快之气，除了读书培养外，它还与个人道德修养有关。他教导儿子：“总要养得胸次博大活泼，此后更当有长进也。”他批评儿子总是拘于场屋八股文格式，写出的文章缺乏蓬勃之气，教导儿子作文不要拘于格式，更不要受制于科举范式，应当放开精神，以目今之时务为论题，将气势展开，不要“束缚拘滞”。他说：

唯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两儿均宜勉之。

曾国藩认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之绝好文章，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所长，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的工夫修养寓于“立身行己读书作文”活动之中。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只是外在功夫，作文功夫在气势上。他教导儿子当“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读古人文，如读陶渊明诗文，不要停留在文字表意上，“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儿子的作文指导是具体而细致的。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望；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裘白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就在于此。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纤非纤，古人无限妙用实为要领。

由于曾国藩的影响，曾门子弟行文都取阳刚雄奇一路，其子曾纪泽，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都是晚清文章大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文神定气足，雄奇雅俊，这正是在曾国藩的引导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