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拥有了太多的钱财,其让子孙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就大,这是无数的事实一次次证明过的。而仕宦之家不积银钱,子弟就会有危机感,自觉无所依恃,一日不勤则有饥寒之患,这样自然会努力上进。所以曾国藩看清了这样一种观点:留下金山银山,不如让子孙自立自强。
曾国藩受儒家和道家文化影响颇深。他深谙谦逊道。谦逊,第一可以免遭人妒,第二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
8。治家贵严,严父子多孝
做曾国藩难,做曾国藩的儿子更难。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深,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凌晨四点)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亮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而后,他又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关磨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至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客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诫之。
这三点看似平常,实则思虑至深,寄望甚殷。这不是从书本中可以学到的,也不是他人能够直言的,只有父亲对儿子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早起说的是生活习惯,有恒说的是意志品格,厚重说的是生活作风,这三点可以说谈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够曾纪泽努力一辈子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以严父慈母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做父亲的对子女严格要求,做母亲的则偏重于仁爱,两者结合使子女既会严于律己,又能体会家庭的温暖,二者并行不悖。在教育子女过程中,没有威严,子女对父母的话置若罔闻,教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除了威严之外,还要对子女严格要求。
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夫、谦字功夫和劳字功夫:
内心的谦虚不可知,而表现到行为方面约有四项:面色、言语、书函、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没有汇报,径招三千人,这在其他统领根本做不到,而你俩能办到,而且还顺利。还有,你们每次来信索要帐篷、子弹、火药等,常有很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自己兄长处的信件还这样,给别人的信件更可想而知了。沅弟的仆从属员颇为嚣张,与人交际时的言语脸色,我没见到,然而申夫讲起往年对他的语气,至今还感不快。以后应该在这四方面痛加改正,这是谦字功夫。
每日临睡的时候,要默数今天干了几件费脑劳神的事,干了几件劳累体力的事,就知道为朝廷干的事还很不够,以后更竭诚效劳,这是劳字功夫。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亦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做酒、做醋、小菜、换菜之类。尔等须留心于种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倡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
为了使两个儿子在严树家风方面按照自己的设计带好头,曾国藩又不忘强调几个做叔叔的为儿侄们做出榜样。他在咸丰四年(1854年)与诸子弟的家书中写道: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中国有句俗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事物总是在变化着,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强盛的也终会有衰败的一天,软弱的有一天也会强大起来。老子曾曰“天道无常”,警惕世人不可贪图享乐,只顾及眼前,而不做长久打算,防微杜渐。秦始皇以武力扫平天下,一统六国,不可谓不强,但强的极点就是弱。秦二世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不懂长治久安,于是很快便亡国。《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权倾一时,但贾府奢华无度,不做长远打算,人人只顾近利,结果人财两去化作一梦而终。
9。耕读传家,泽及后代
曾国藩对儿女的要求万变不离“勤俭”二字,他教育子女和治家在“勤”、“俭”二字上下的工夫最深。基于这样的想法,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既继承了其家族的传统特别是其祖父的家训,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其内容可用八个字概括: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规。后人曾戏称为治家的“八宝饭”。
书:就是读书。在我国的家庭里,大都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必然张贴一副对联:
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曾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不仅是心理作用,而且也是一个事实。市面买菜,多于先晚摘好,洗净灌水,次晨出卖。至于家园菜蔬,则是当时摘洗,当时炒煮,正如活鲜鲜的鱼虾,总比已死的鱼虾好吃,都是同一道理。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关于食的方面,除盐以外,可以说无所多求于他人了。
鱼:鸢飞良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正是一种兴旺气象。曾国藩曾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矣。湖南素称鱼米之乡,鱼的产量很高,在湖南的出产中,与米并驾齐驱,曾国藩提倡养鱼,自有道理。
猪:在湖南的农业副产品中,生猪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有的是米,湖南的猪,是吃米糠长大的,因为池塘多,水沟多,猪吃饱了米糠,又加上一些水边植物,每头猪都长得肥肥的,其肉味道之佳,实各省所不及。因此湖南猪,猪肉、猪肠以及腊肉,行销甚远。曾国藩提倡养猪,自有道理。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下的农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最合卫生。因为农民早起,商人也不得不早起,工人士子,也不得不早起。许多外省人,初到湖南,吃不惯三餐干饭,后来早起惯了,才知道非吃三餐干饭不可。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会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扫除。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极其重视,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曾国藩是个做大事、善决断的人,而在他的“大事”和“决断”中,家的分量很重,他念念不忘光大曾氏门庭,因此总结了八字家规作为曾氏持家和教育子孙的规范。
一个家族能够兴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好的家族传统。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逸,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侈,往往沉湎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人家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由此看来,家庭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曾门家教有着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可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例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国藩认为,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五年的书,即便是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两年的书。故有俗谚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正由于此,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