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
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
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军”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为了使士卒与士卒之间,士卒与统领之间,统领与统领之间消除影响整个湘军团结的猜忌,曾国藩首先去做的就是用一个共同的利益,把湘军的士卒束缚在一起。让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虽然心存猜忌,却又不得不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去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他对于人性的独特认识基础之上,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人性的善恶,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作为一个军队的特殊团队向不断壮大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人的“自私”在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适当地加以引导,就像洪水一样,加以正确的疏导,不仅不会使洪水泛滥成灾,反而还会使得洪水灌溉农田,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曾国藩建设湘军并使湘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他知道怎样将人性中“自私”、“趋利”的弱点向有利于湘军这个团队壮大和发展的方向引导!
人是自私的,就像是在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一样,倘若人没有自私这种本性的存在,也不能够称之为人。也正是这种“自私”的本性存在,才让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切“自我”的角度。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欲望。这一点是后人经过苦苦地思考才得出的结论。
然而,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封建社会制度即将瓦解,而统治了中国人思想近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却仍然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桎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并要求人们严格地按照“仁义礼信廉孝耻”的标准去做人。人们是鄙夷“自私”的,更有甚者对于“利”更是嗤之以鼻。称钱财为“阿堵物”、“孔方兄”、“铜臭”,就更不要说那些以维护封建道德伦理为己任的理学家们对钱财美我的“君子远庖厨”了。而曾国藩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自私”在那个时候,被人们片面地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不能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认识“自私”。而作为传统儒家理学传人的曾国藩,虽然对于自己要求“廉”,并且是一种近似刻薄的“廉”,但是有着非凡洞察力和对于人性有着深刻见解的他,却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用一种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了“自私”。曾国藩认为,只要把握好一个度,因势利导就能够让人心中的“自私”为我所用。
曾国藩在很多的时候,便是通过对于人性之中所存在的这种本性,在一定的“度”内满足人因为“自私”所产生的欲望,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为了消除湘军之中所存在的猜忌,促成湘军内部成为一体,曾国藩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以共同的利益,把湘军上下连成一体。所谓的相同利益,对于曾国藩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点:
第一,从维护封建道德理论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来引导人民。
中国是由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所控制的国家。而其中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他们崇尚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打出的却是基督教名号,以“上帝”的名义去号召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民。这样一来,无疑冲击了中国大地原有的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在向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发出挑战。
深受近千年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熏陶的庶民百姓,在心里面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突然“舶来的邪教邪说”。更重要的是洪秀全只不过是借用基督教的名义,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所以他的“教义”也是不完全的,并且一些理论观点和信仰冲击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基石,这不仅让人们难以理解,而且还让人们在心里产生了恐慌。
人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时候,都会很明显地产生自然条件反射一般的抵抗。在洪秀全率兵围攻长沙的时候,左宗棠便去见过他。劝说洪秀全要想获得成功,最好是抛弃基督教,倡导儒家的孔教。
左宗棠的劝告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弊端所在,就是洪秀全所提倡的基督教,宣扬的基督教义,与原本中国传统的孔教、道教、佛教有着很大的冲突。
洪秀全和他的上层部属动辄巫婆神汉式的装神弄鬼,满嘴神话欺骗军民愚弄下属的行径,不仅让普通的中国人民感到反感,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也是对当时文人的一种羞辱。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不懂得社会的心理并运用社会心理的缘故。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便写了一份《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之中,曾国藩列举出了洪秀全的全部罪状,归结起来为下面四个方面:
一是,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莆牛马之不若;二是,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册,一旦扫地**尽;三是,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四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对此,他感到了痛心疾首,认为自己要:“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戮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并且发誓要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己任。
曾国藩所列举的以洪秀全为首恶的太平军的罪状,没有一条不与深受了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崇拜孔孟关岳的民众思想倾向相冲突的。并且都是一些大逆不道的行径,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这便是后来毛泽东在评价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懂社会民众心理造成的原因。
因此,曾国藩巧妙地将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站在维护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写出了“檄文”。让湘军知道他们共同的利益正遭到破坏,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必须紧紧地抱在一起,向破坏天下士农工商共同利益的敌人作战。
第二,用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诱人的功名利禄吸引人力。
同前面所讲的一样,曾国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也是出于自我对人性“自私”的认识。
共同的利益,就像是促使湘军全体团结的“润滑剂”,使得湘军士卒之间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暂时地放弃心中的猜忌,齐心合力将矛头指向了太平军。8。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势有形势、时势、地势、人势等之分,但是归结为一个词,就是优势。
势是人生的制高点,要想争得主动,必须抢占它,利用它。善于用势,弱者也能变成强势,办事就像从山坡上滚圆石,所当者靡,所击者败,战无不胜。
当权者接手一个新局面,常会遇到一个矛盾现象:捏怕死,放怕飞;强调立威,怕激化矛盾,引发变乱;过于宽容,怕威严不立,政令不行。曾国藩为官一生,知人勤政,功绩卓著,但他用兵作战也不乏阴谋奇计,为人处世也独具自己的谋身之道。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而不是对部下求全责备,所以他能够选择人才去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说:“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曾国藩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他懂得用势的缘故。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捻军由河南考城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曹县。自此捻军在山东境内昼夜奔驰,经定陶、成武、汶上等地,东达宁阳、曲阜,渡过汶河,前锋曾达济南郊外。
两个月来,捻军有时纵马疾驰,有时盘旋打转,以便迷惑并拖垮敌军,寻找战机,将紧追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清军消灭。结果,僧军“三旬之间,回旋奔波不下三四千里”,被拖得疲惫不堪,队伍参差不齐、七零八散,“步队不及马队,驽马不及良马”,粮草也接济不上,“有连日不得一餐者”,人马相继倒毙于途,“军中多怨言”。而僧格林沁本人衣不解带,“寝食俱废”,常常“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
清廷一再令其“马步各队宜稍为休息,养其锐气,毋使疲乏”,“稳慎进攻”,并警告他“择平原地休养士马,且戒勿轻临前敌”,但僧格林沁已近于发昏,仍穷追不舍,企图一举聚歼捻军。
这时,捻军已南走邹县、滕县、峄县、郯城,进入江苏海州、沭阳、邳州,旋又回至山东郯城,并进抵临城,击败山东布政使丁宝桢部清军,阵斩都司杨西林、守备郭龄鳌等。然后再返宁阳、汶上,西进范县、濮州。就这样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使清军疲于奔命,欲罢不能,欲战不得,从而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僧格林沁还误认为捻军不堪一击,已溃不成军。
四月初,捻军汇集了范县、濮阳以南,郓城以北的水套地区抗清武装后,到达菏泽一带。这时捻军共有马步精锐数万人。他们来到菏泽以北的葭密寨、郝胡同、高楼寨附近,做了周密的军事布置,撒下了天罗地网,以待僧军到来。捻军将士还相互鼓励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若战而北,则全军尽覆,无一能生者,不如拼死向前”。从而坚定了必胜信心,并确定了详密的作战方案。
到了四月二十四日,僧军追至高楼寨,于是开始了捻军战史上著名的歼灭战。
捻军先以小股马队于中午将僧军引入伏击圈,捻军伏兵遂起而应战。一时,杀声震天动地。先是陈国瑞的左路清军被捻军一举击败,接着捻军又杀退副都统常星阿的右路清军,杀得两路清军人仰马翻。然后,捻军集中兵力包抄夹击僧格林沁亲自统带的中路清军。中路清军四面挨打,很快全军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