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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治军 泱泱儒学铸兵法02（第3页）

僧格林沁几次率军用洋枪突围，却均被捻军击退，被迫率残兵败将躲进葭密寨，凭坚拒守。捻军遂环寨筑垒，据长壕围之，而主力则埋伏于外围防线，以备僧军突围。

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残部趁夜色蒙蒙，利用洋枪突围而出，虽一时冲过长壕，但又落入捻军新布下的围阵里。捻军伏兵四起，迅速将僧军残部全部歼灭。僧格林沁落荒而逃，结果坠马被杀。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也先后被斩。

这一战役，捻军一举歼灭了清政府的这支王牌军，共歼敌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战马与洋枪，取得了巨大胜利，给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丁宝桢等人被处分，陈国瑞等被革职，成保等被逮问。

捻军痛歼僧军后，兵力强盛，一时有北渡黄河，直捣京津之势。清廷恐慌万状，急派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带湘、淮各军赴援。而捻军因进军方向有分歧，失去战机，加之北上敌人已有准备，遂由山东再入河南、安徽活动。

在剿捻军时，曾国藩发现捻军十分善战。在给其弟寄出的信中，他详述了对捻军特点的认识：

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州之败，系贼以打圈圈这法疲之也。

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

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基于这一认识，曾国藩制定了“以静制动”的攻捻策略。六月底，曾国藩抵任后，接连上奏，提出新的攻捻策略：

一是重点设防。在鲁苏皖豫之济宁、临淮、周家口、徐州四处各驻重兵，以静制动，“以有定制无定”，同时在山东兖州、沂州、曹州及安徽庐州、河南归德、江苏淮安等十三府派驻部分清兵作为次重点防区。

二是建立马队。鉴于捻军已移步为骑，要消灭捻军，“非马队不足以制胜”，遂一面从察哈尔购买马匹，一面对原有马队加以裁汰，倡设新马队，作为游击之师。

三是布置河防。即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河岸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堡垒，阻击捻军，使之不能进入山东和豫西，以便将捻军在运河、沙河间加以歼灭。

四是修筑圩寨。命令山东及附近苏、豫、皖省地主士绅，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组织民团把守，坚壁清野，将壮丁、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圩内，切断捻军与人民的联系，使其孤立无援。

这套策略的实施，给捻军在山东等地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兵事变幻莫测，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因此凡战不可不审势而动。面对当时战况，曾国藩说：“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运谋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针对不同对象，应依据其个性特点行事。只有明晰对方的特点，才能因地制宜，以达运用自如。行事谋略必须做到出人预料，以奇制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兵家制胜之策，只有超出常人思维，做到别人所不能预料的事，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后来，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左宗棠正是以此战略消灭捻军的。他的战略思想，他的河防与清圩，都为李鸿章和左宗棠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带兵要有刚毅之气

书生能文不能武。所谓能武，并不是指非要带兵打仗，力能举鼎，而是有血性、勇气。国家养士和个人修身一样，应该有文化，但不能一团文气。

“浩然正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它既包含了对“仁道”的体认和内化，也包括以正义的道德行为来养气，又要求以寡欲来保存“夜气”和善心。只要养成了浩然正气，那么人就会“至大至刚”，和这种气一样充满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这种浩然正气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对于激励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献身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曾国藩对孟子的“养气说”非常推崇，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高诵（《孟子》）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昏浊如此，想旋即背弃也。戒之。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

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

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饶州、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

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驻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

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力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

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曾国藩在多年的战斗中，有两次兵陷险境都以刚毅之气临危不乱稳定军心获取了胜利。

第一次遇险是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太平军正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当时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勇十倍以上，湘勇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

由于湘勇的人数一天天减少，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此时两江总督衙门里的军机参赞们、文案、小吏，一天到晚处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眼见得东、北两面血肉横飞，南面略为安静些，便瞒着曾国藩，互相串通，偷偷地买通了二十条小船。将一包包行李往船上运，单等兵败逃走。当李鸿章把这个情况报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怒发冲冠，恨不得把这些扰乱军心的胆小鬼一个个抓起来杀掉，但这样做更不利于军心稳固。因此，他略为思忖，反而亲拟一个告示，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处：

在此危急之机，若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这份告示一贴出，那些准备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行李从船上搬回。对这一切，曾国藩装做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靠着这一沉着的精神，祁门很快在援军的支持下，化险为夷。

第二次遇险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追击捻军，指挥统帅部突然遭到捻军的围袭，而护兵只有区区千人，消息传开，人心惶惶，士兵惊慌。此时曾国藩考虑到力战和突围均不现实，不如按兵不动，装做对敌情不知。因此，曾国藩高卧不起，指挥部运转正常，护兵见此都平静下来了，各守岗位，而捻军见后只好无功而返。

临危不乱，体现了主帅的领导气魄，同时也是鼓励部下发奋工作的动力。

然而，曾国藩又强调要刚毅不要刚愎，在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在给沅浦九弟的信中说：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要刚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政、曹沫、专诸等游侠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