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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治军 泱泱儒学铸兵法02（第4页）

聂政，轵邑深井里（今山东济源东南）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今河南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了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

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

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他奢求呢！”

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犟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他兵败太平军，饱受冷嘲热讽，却依旧不为所动，训练兵勇，奋勇向前，终于东山再起，给了太平军以沉重的打击。

10。攻敌不如攻心

情感是人身上的死穴，善制人者，必善制心，因此战场上的名将，商场上的老手，无不信奉“攻敌不如攻心”的谋略。

曾国藩的“诚”是为人处世的谋略。诚心是自处之道，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诚信是待人之道，专守一“诚”字，则无人不可以为友；忠诚是报国之道，以“血诚”相标榜，一呼云集，无往不利。因此，“诚”字是诀中之诀。曾国藩说，无论做什么事，必须以“诚”字为本，才有用武之地。

战场就是生死场，须臾之间就是生死之时，来不得半点客套与虚假。历代杰出兵家，都十分注重诚信在治军统兵中的作用。唐代女皇武则天在《臣轨·良将》中说：“将不诚信，则卒不勇。”明代开国谋臣刘基在《百战奇略·信战》中也认为：“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戚继光也说：“至诚待下，则万众一心，所向无敌。”

曾国藩办团练之前，清政府的正规部队有八旗和绿营这两支主要力量，虽然战斗力不强，但从数量上来说，却是十分可观的。而且其中也有一两支劲旅。而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勇一卒。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錱的湘勇，都有一定的实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蓑衣渡之战打死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后保卫长沙城重伤萧朝贵，转战江西，也有战功。

可是，曾国藩虽无兵勇最终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王錱病死后，接领其部的王开化、张运兰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批非湘籍将领陆续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安徽人李鸿章、李瀚章、李鹤章、李昭庆兄弟等。这说明曾国藩在宗族、地域观念之外，还有着坦**的襟怀和推诚用人的本领。

这些接受曾国藩节制的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鲍超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僻居乡间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以杀“贼”立业为志，与曾国藩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之所以独尊曾国藩，除思想相通这一点之外，更由于曾国藩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这一人格力量便来源于“诚心”。

曾国藩治军信奉“诚心”，“诚心”在他的治军过程中有三层含义：

一是诚朴。在曾国藩看来，“军事是极质之事”，军中应当推崇诚朴之风。用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募兵则选“朴实而有士气之农夫”。他经常告诫和劝勉将领不要沾染上绿营那种“巧滑偷惰”的习气，在湘军中养成一种诚朴敦厚的作风。

二是诚信。诚信是历代兵论中“诚”的本义。在曾国藩看来，诚信本来就是一个人所应当具备的道德素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激励士兵、鼓舞士气的手段，把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诚信”，移植到湘军的精神灌输和培植方面，试图转化成统兵将帅道义上的追求。

三是精诚。曾国藩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这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一种精诚的信念和意志。曾国藩极力以此来激励自己，号召将帅，认为只要有了这种“精诚”，就可以“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他认为为官为将为领袖者，必须要具备“待人以诚”的美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翻然悔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唾弃。只有以诚换诚才可常保不败。

对李鸿章而言，“诚心”是他从曾国藩那里所学到的最为珍贵的人生智慧，也正是因为这点，才造就了他仕途的一帆风顺，最后成为清朝最有权势和地位的一个汉人。

在湘军中，像塔齐布这样的满人极少，但曾国藩对这个异族将领格外看重。塔齐布统领五千多人，是湘军的主力之一。在征战中，塔齐布有勇有谋，打了不少胜仗，并数次救过曾国藩的命。在攻占九江之役中，塔齐布虽英勇善战，但部下伤亡日增，而城终不破。对此，曾国藩后来感叹说：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荣之坚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贼耳”，还给林启荣写过一封很长的劝降书。后来曾国藩和塔齐布会面谈及九江战局，都“愧愤交集，哽咽难言”。如果让塔齐布分兵剿他处，怕大营单薄，反被太平军所乘；如果让五千全军合聚一地，又怕久无成功。

经过会商，塔齐布部拟于七月移至青山，渡鄱阳湖，会剿湖口，企图借此一战，使战争全局稍有转机；即使不能得手，塔齐布部也由彭泽东下，直趋建德、东流，与下游芜湖的兵勇连成一片。塔齐布年盛气壮，当面向曾国藩发誓，定要力破九江，以雪积愤。七月十八日辰刻，塔齐布下令攻城，但自己尚未出营，即忽然气脱，呕血死于军营，年仅三十九岁。

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

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

他把塔齐布与北宋开国大将曹彬、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相提并论，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谀墓之作，但不知二人间的真情，实是“至诚相许与”。

在谈到驭将之道，曾国藩认为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给李鸿章的书信中说：“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甚至认为，即使对洋人也要以诚为主：“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在与洋兵接触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当李鸿章即将赴上海之际，曾国藩又对这个得意门生叮嘱一番：“夷兵待我兵敬让加礼……此最好机括。切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际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一句话，在处理洋枪队问题上，曾国藩坚持的仍然不外乎“诚心”。

对自己的嫡系部队湘军，曾国藩是非常有感情的，正是这支部队连年的征战，才造就了曾国藩与日俱隆的声名和地位。所以他说：“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为保证湘军的战斗力，曾国藩除了沿用戚继光带兵之法外，格外重视军队素质的培养。在与人谈论练兵之道时，他说：

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作人，则主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对于属下的各级将领，曾国藩尤为倚重。他知道，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帅才，即只有驭将之才，在亲自带兵方面，可能还不如一般的将领。所以，他认为：“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具体说来，即把“诚”字分解为三部分：第一是保护将领的名声及威望；第二是在钱粮后勤方面不加以掣肘；第三是及时加以褒奖提拔。

他还经常举一些事实向部下阐述以诚治军的优点。有一次他与别人谈话时，提到虽然所带的军队很多，但因财政困难，经常拖久军饷，以致士兵皆有怨言，每天都能接到不少这方面的汇报，但幸好因为平时以诚信对待下属，所以各部士兵大多都能够体谅苦衷。

此外，曾国藩还注意用“诚心”来防止治军的一些弊端。他深知，用兵久了就会滋生出骄惰情绪，有了这种思想肯定会招致失败，如八旗兵和绿营兵，都是显而易见的实例。他认为：“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他曾对心腹李榕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员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乳不融。文员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慎为用，就可以避免大灾大难。

要得到真正的杰出之士，只凭钱是不能成事的，关键在于情、义二字，要用情来打动他们。对下属总是设身处地地关心照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祸福同当，下属们当然也就和他一心一意，视死相保。

“同诚”不如“同心”，做人的工作要以情感人，这样才可以百炼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