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声音提得更高,“律法是什么?是拴饿狼的链子!没有链子,再温顺的狼也会吃人!唐廷要是早严明律法,规定节度使不能掌三镇兵,查明宰相私吞军饷,约束皇帝不能随意怠政,谁还敢乱?
光靠‘仁义’说教,就像拿纸糊的盾牌挡刀,一戳就破!朝堂之上皆是嘴上仁义道德,毫无丝毫律法条令来约束制衡,无止境的贪欲便失控了,直到催生出战争!”
“你这是法家的歪理!”
老儒气得浑身发抖,抓起书就要往中年人身上扔,“儒家治世,千年不易!历代圣君哪个不是靠教化治理百姓与天下?礼法导人向善,胸怀正气。靠律法的,秦二世而亡,你还想让我大宋重蹈秦覆辙?”
“秦亡是因为律法太苛,不是因为律法不好!”
中年人也来了劲,伸手拦住老儒,“唐亡是因为律法松懈,不是因为教化不够!这世上哪有靠教化就能长治久安的?就像这茶楼,要是没有‘不许闹事’的规矩、擦桌子的小二盯着、街外有巡逻兵走动——早有人抢茶碗、砸桌子了,光靠老罗掌柜说‘大家和气生财’,有用吗?”
“再说导人向善?呵呵,老先生,若教化万能,世上便无罪恶了。
须知‘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乃人性之常。
仅靠道德说教,岂能遏制权贵之贪欲?秦虽二世而亡,然其‘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之精神,扫除世卿世禄,奠定天下一统之基,功不可没!而汉唐盛世,又何尝不是贯彻‘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单凭仁义,可挡不住安禄山的铁骑!”
“可惜大宋偏有一群人超脱了律法,远在天上俯视人间。”
周老儒脸色涨红,指着他道:“你这是法家之言!刻薄寡恩,非治国之道!圣人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靠律法约束,只会让百姓畏惧,不会让百姓心悦诚服!张巡守睢阳,靠的是忠义,不是律法;颜真卿举义,靠的是名节,不是律法!若都靠律法,人心散了,天下更乱!”
“人心?”
中年人笑了,“你可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若教化便能让官吏不贪赃,让百姓有饭吃,何愁人心离散?大唐百姓跟着叛军作乱,不是因为没读圣贤书,是因为官吏搜刮、苛捐杂税,活不下去了!
若关中和燕赵百姓都活在同一律法下,官不贪、吏不恶,赋税公平,谁愿提着脑袋反?”
“晚辈并非要全然否定教化之功,而是说,道德需倡,然律法更需立!且须高于一切权力之上!”
中年人语气斩钉截铁,“唯有设立明法,严格执法,使赏罚必信,令贪官污吏惧法而不止于惧人,令边将悍卒畏刑而不敢生异心,方能真正杜绝安史之祸根!空谈道德,纵容腐败,待到乱起,便是万千百姓血流成河!这,便是最大的不仁不义!”
他往前一步,声音更响:“本朝太祖设转运使分财权,设通判分权,就是用律法约束地方,可为何还有官吏贪腐?
就是因为‘仁义道德’说得太多,律法执行得太松!士大夫不受律法约束!若像商君变法那样,‘法不阿贵’,亲王犯法与庶民同罪,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怎敢如此放肆?”
“你…你这是诋毁圣贤!”周儒生气得发抖,伸手要去扑打,却被楼主老罗按住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一个坚持“教化治本”,一个主张“法制固基”。
茶楼里的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这场突如其来的儒法之争,远比先前关于杨贵妃的争论更加深刻和激烈,直指国家治理的根本理念。
老罗笑着打圆场:“两位都别激动,喝口热茶再说。其实啊,两位说的都有道理,没有教化,人心容易散;没有律法,权力容易乱。大唐的祸,是两样都缺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孟先生开口,他指着案上的《长恨歌》手抄本:“依在下看,不管是华夷之辨,还是儒法之争,最根本的,是‘盛世忘危’。
玄宗开元时,既有姚崇、宋璟用律法整吏治,也有孔颖达注《五经》兴教化,所以天下安;天宝时,律法废了,教化虚了,才让安禄山有机可乘,本朝如今…”
此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终究是回到了现实。
雪还在下,落在棚顶的竹席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像在为这残岁的瓦子,唱一首凄凉的歌。
这曾是汴京最热闹的“不夜城”,如今却只剩满街的残雪、闭店的铺子,和几个顽强守着年味的艺人与百姓,在乱世的寒风里,艰难地盼着明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