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渊城接下来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忙。
不是那种打仗的忙,是那种把一个地方从头捋顺的忙,事情一件叠着一件,每件都不大,但加在一起,就是从早忙到晚,忙完了,躺下,第二天起来继续忙。
最先要处理的是驻军换防的问题。
新朝那十二个驻军,在官署里待了三天,换防的人来了,带头的那个老油条跟来换防的人交接了一番,走之前,那人在城里转了一圈,看了看,没有看出什么异样,就走了,带着那十二个人,往别处去了。
这件事办得干净,没有留尾巴,但祁朔没有因此松懈,换防的人走了不代表这件事就结了,新朝那边迟早会发现临渊这边换了人,发现了就会来查,来查之前,临渊要有足够站稳的资本,不然查来了就是麻烦。
站稳的第一步,是让城里的人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来,打算怎么做。
这件事是赵副城守出面做的,他在临渊有威望,他说的话城里的人信,他把流亡军的来历说清楚,说是旧大渊的边军,走了两年多没有散,来临渊不是要占这里,是要在这里立足,临渊的事还是临渊的人做主,他们只是借这个地方,把队伍站稳了,然后一起想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城里的反应比预想的好一些。
不是说大家都欢天喜地,不是,很多人是观望的,觉得走了一批新朝的人,来了一批旧大渊的人,天知道哪边对他们更好,先看着,看看这批人怎么做,再说别的。但观望好过抵触,观望意味着他们愿意给机会,祁朔要的就是这个机会。
沈熠把这些摸清楚之后,给祁朔说了,"现在是窗口期,"他说,"这段时间他们怎么看我们,取决于我们做什么,做对了,这个地方就真的站稳了,做错了,比新朝的人还难看。"
"那就不做错,"祁朔说。
"说得轻巧,"沈熠说,"具体来说,有几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不能扰民,军纪要严,任何人在城里惹了事,不管是什么事,都要处理,而且要当着本地人的面处理,让他们看见;第二,盐税的问题,新朝的税太重了,压着这里的人喘不过气,我们要表个态,但表态要有分寸,不能说减太多,我们自己也要用那笔钱,但要让他们感觉到轻了;第三,陈和赵这两个人,要用,他们在本地有根基,有些事他们出面比我们出面有用十倍,但要给他们空间,不能让他们觉得只是被拿来当幌子。"
祁朔把这三件事听完,"第一件,我来,"他说,"军纪的事是我的,我处理;第二件,盐税减三成,你去跟赵谈,让他来宣布,不是我们宣布,是他宣布;第三件,我和你一起去见陈和赵,把接下来的安排当着他们的面说,让他们参与进来,不是告知,是商量。"
沈熠看了他一眼,"你想得挺清楚。"
"你刚才说的,"祁朔说,"我记性好。"
沈熠没有接这句话,低头把这些记下来,整理成一个具体的执行方案,整理完,两人就按这个方案推进,各自去做各自负责的那部分。
祁朔那边,军纪的问题他雷厉风行,流亡军里有两个人在城里跟本地的小贩起了冲突,拿了人家的东西没给钱,祁朔知道了,当天下午把这两个人叫出来,当着一条街的本地人的面,让那两个人把东西还回去,赔了钱,罚了三天的体力活,没有高声,没有打人,就是当着那条街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处理了,处理完了,那些看着的本地人没有说什么,但神情不一样了,不是那种防备的看法,是另一种,像是在重新评估眼前这些人是什么成色。
沈熠把这个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继续做自己那部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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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陈和赵的那次商谈,是在进城之后的第五天。
四个人坐在赵副城守的堂里,沈熠把接下来的打算说了,不是命令式的说,是把情况摆开,把自己这边的想法说清楚,然后问他们的意见,问他们觉得哪里有问题,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赵副城守是个话多的人,有问题就说,说得直,不绕弯子,提了四五条意见,有两条沈熠采纳了,有一条他解释了为什么暂时不行,还有两条祁朔直接说可以,就按你说的来。赵副城守说到后来,说话的姿势都不一样了,从一开始的那种试探着说,变成了那种真的在出主意的状态,把他在临渊这两年观察到的问题都搬出来说,说得投入,说得忘形,说着说着,一拍桌子,"新朝那帮人,就是不懂这个,只知道收税,收税,收税,这个地方的人是被盐碱地磨出来的,你只知道磨他们,他们就跟盐碱地一样给你死扛着,但你要是对他们好一点,这帮人比谁都肯卖力气。"
陈在旁边听着,基本上没有说话,等赵副城守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只说了一件事,"城北有一批旧大渊的存粮,是当年边军的战备粮,新朝的人不知道那里,我知道在哪,可以用。"
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安静了一下。
那批粮意味着什么,在座的人都清楚,流亡军两年多了,补给一直是最头疼的问题,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稳定的来源,有了那批粮,至少接下来几个月不用愁这件事。
祁朔看了陈一眼,"你为什么现在说,"他问,不是质疑,就是问。
陈沉默了一下,"我之前不确定,"他说,"现在确定了。"
这个回答没有展开,但在座的人都听明白了,他说的确定,不是确定那批粮还在,是确定这批来临渊的人,值得把那批粮交出来。
祁朔点了头,"谢你,"他说。
陈摆了摆手,没有说不用,也没有说别的,就摆了摆手,算是把这件事接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