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30转机型训练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公司发布了副机长选拔通知。所谓副机长,不是副驾驶,是“副机长”——在机长之下、副驾驶之上的一个级别。它意味着你可以坐在左座,可以操纵飞机起降,可以在机长授权下独立完成航班。它不是机长,但它是通往机长的最后一道门。跨过去,你就是准机长了。跨不过去,就继续在右座坐着。
机队经理老刘把我叫到办公室。“锦晖,副机长选拔的名额下来了。每个机队两个,我推荐了你。”我愣了一下。“刘经理,我才飞了三年半。”老刘靠在椅背上,看着我。“三年半,三千二百个小时。技术过硬,理论扎实,没出过差错。你觉得自己不够格?”“不是不够格,是怕经验不足。”“经验不是用年数算的。有的人飞了十年,还是一个起落一个起落地熬。有的人飞了三年,已经能把飞机飞明白了。你是后者。”他顿了顿,“报名表在我桌上,你自己决定。”
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拿着那张报名表,看了很久。苏晴从厨房端了两碗面出来,放在茶几上。“看什么呢?”“副机长选拔的报名表。”“你要报名?”“老刘推荐了我。”“那你报不报?”“不知道。怕自己不够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自信了?”她在我旁边坐下,“你飞了三年半,三千多个小时,从A320飞到A330,从国内飞到国际。你怕什么?”“怕考不过。丢人。”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锦晖,你不是怕考不过。你是怕考过了。”
我看着她。“什么意思?”“你怕考过了,就要承担更多责任。你怕考过了,就不能再躲在别人后面。你怕考过了,就要真正地、一个人地、面对那片天空。”她看着我的眼睛,“但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只是不敢承认。”
我沉默了很久。她说得对。我不是怕考不过,我是怕考过了。考过了,就是副机长了。就是准机长了。就是那个在紧急情况下、机长失能时、必须站出来接管飞机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她说得对——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不敢承认。
第二天早上,我把报名表交到了老刘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眼,点点头。“笔试在下周三,模拟机在下周五。好好准备。”“谢谢刘经理。”
副机长选拔的笔试,考的不是记忆,是判断。一百道题,全是情景模拟。给你一个场景,让你选择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更优解和次优解。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后面的题目。就像真正的飞行——一个决定错了,后面的所有决定都要跟着调整。
我坐在考场上,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是专注。每道题读三遍,想三遍,再选。选了就不回头。因为飞行中,没有回头路。交卷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黑板。上面写着八个字:“机长,是最后一道防线。”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某个前辈,也许是某个□□。但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模拟机考试那天,孙一刀坐在右座。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有一个字。“坐。”我坐进左座,系好安全带,戴上耳机。“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开始。”
发动机火警、客舱失压、单发失效、液压失效、风切变、鸟击、燃油泄漏、发电机故障、空调系统故障、起落架卡阻——一个接一个,没有喘息的机会。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检查单念得很清楚。我的心跳很快,但每一个决定都做得很果断。孙一刀全程没有说话,没有提示,没有批评。他只是看着,听着,偶尔在打分表上写几个字。
最后一个故障处置完毕,我摘下耳机,靠在座椅上。后背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模拟机的液压支柱缓缓下降,蛋壳恢复水平,窗外的投影屏幕暗了。驾驶舱里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明亮的,刺眼的。
孙一刀合上打分表,看着我。沉默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他开口了。“锦晖,你知道你刚才做对了什么吗?”我想了想。“不知道。”“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是为了让飞机安全落地。这就是副机长和副驾驶的区别。副驾驶飞程序,副机长飞安全。”他伸出手,“恭喜你。通过了。”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干,很暖,骨节粗大。“谢谢□□。”“不用谢我。是你自己飞出来的。”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锦晖。”“在。”“左座,现在是你的了。”
走出模拟机楼的时候,外面是下午。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天很蓝,云很白,远处的跑道上有一架A330正在起飞,机身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架飞机越爬越高,越飞越远,最后消失在云层里。
我拿出手机,给苏晴发了一条消息:“过了。”她秒回:“真的?!”“真的。”“你终于不是副驾驶了!”“我还是副驾驶。是副机长。”“有什么区别?”“副驾驶坐在右座,副机长坐在左座。”“左座不是机长的吗?”“左座是机长的,但副机长也可以坐。机长在的时候,我坐右座。机长不在的时候,我坐左座。”“那你什么时候能自己坐左座?”“等当上机长的时候。”“还要多久?”“快了。”
她发了一个笑脸。“那我等你。等你当上机长,我申请飞你那条航线。你在驾驶舱,我在客舱。我们一起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