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我和Max开始了一种奇怪的、不确定该怎么定义的关系。
她带我去逛香港。
不是那种游客式的逛,是那种“我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四年我知道所有好吃的藏在哪条巷子里”的逛。
她带我去深水埗吃一家没有招牌的肠粉店,老板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伯,普通话一个字都不会说,Max用粤语跟他聊天,我在旁边一个字都听不懂,但那个肠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好吃吧?”她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了。
“好好吃,”我说,嘴里还塞着肠粉,“比台北的任何一家都好吃。”
“那当然,”她说,“台北的肠粉都是骗观光客的。”
“你闭嘴吼。”
她笑。
她带我去旺角的二楼书店,在那些逼仄的、堆满了书的、空气里全是纸张味道的小房间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她随手抽出一本香港诗集,翻到某一页,念给我听。
她的粤语念诗很好听,那种声调的变化像音乐一样,我不懂意思,但我觉得很美。
“念什么?”我问。
“一首关于天星小轮的诗,”她说,“说香港的海水是灰色的,但天星小轮是绿色的,像一颗移动的植物。”
“好奇怪的诗。”
“香港就是很奇怪,”她说,把书放回架子上,“但又很迷人。”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我不知道她是在说香港还是在说我。
她穿衣服的风格很多变。有时候是黑色的吊带裙配深色口红,看起来像一个要去参加葬礼的摇滚歌手;有时候是白色的棉麻衬衫配帆布鞋,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时候是运动背心加阔腿裤,露出漂亮的肩颈线条和锁骨。
但不管穿什么,她都有一个共同点——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她瞳孔深处点了一盏灯。
那种笑不是对谁都有的。
我观察过。
她对阿Ken笑的时候是礼貌的、疏离的,嘴角弧度刚好在“友善”和“保持距离”之间。
她对她手机里那些人的笑是敷衍的、程序化的,像是一个人在完成一项社交任务。
但她对我笑的时候不一样。
她对我笑的时候,眼睛会先弯,嘴角再跟上,中间有一个很短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延迟,像是大脑在处理“这是小葵”这个信息之后,才允许自己真正地笑出来。
我想多了。
我肯定想多了。
七月十二日,我们在中环的一间天台上看日落。
那栋楼不高,只有二十层,但视野很好,能看到维多利亚港和对面尖沙咀的天际线。太阳正在慢慢沉下去,天空从橙色渐变到粉色再到紫色,像一块被水彩晕开的画布。
“你是学金融的?”她问。
“嗯,港大金融系。”
“为什么选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