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反复回放地窖里那些墙上的刻痕。“妈妈”“回家”“我冷”“放我出去”,那些字不是一个孩子刻的,是七个孩子,在不同年代,用同样的绝望,一遍一遍刻在墙上。
第四天下午,江昕桐打来电话。
“档案查到了。”她的声音很疲惫,但压着一股奇怪的亢奋,“柳叶巷十七号,产权记录能追溯到19年。”
她顿了顿:“你要听吗?”
陈默握着手机,站在古今斋二楼窗边,看着外面灰白的天。
“听。”
“19年到1953年,房主是一个叫沈万年的商人。”江昕桐说,“他在滨江做码头生意,算是当时的殷实人家。1953年公私合营,房子被收归国有,分给几户人家住。”
她顿了顿,翻了一页纸。
“1958年到1965年,这栋宅子登记为滨江航运公司职工宿舍,住了四户人家,都是码头工人。”
“1966年到1976年,档案很乱。”江昕桐的声音低了些,“那十年,这栋宅子被革命委员会征用过一段时间,具体用途不详。后来还给房管局,继续当宿舍。”
“1978年后,住户陆续搬走。最后一家搬走是1995年,之后一直空置。”
陈默听着那些冰冷的档案记录,脑子里却在拼凑另一幅图景。
1958年,第一个孩子的死亡时间。
1966年到1976年那十年,用途不详。
1992年最后一个孩子的死亡时间。
1995年最后一户搬走。
三十四年,无数个无人知晓的夜晚。
“那些住户呢?还能找到吗?”
江昕桐沉默了几秒。
“正在找,但时间太久,很多人已经不在了。还在世的,也大多搬去了外地。”
她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陈默从未听过的情绪。
“陈默,”她忽然叫他。
“这案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陈默没有说话。
他看着窗外。雪停了,天还是灰的。古玩街的屋檐下,冰棱正在融化,一滴一滴往下落。
“我知道。”
第五天,第一个老住户找到了。
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周,住在城郊一家养老院里。江昕桐托了关系才拿到地址,陈默和老钱一起去的。
养老院很小,院子里晒着几床被子。周老太坐在轮椅上,腿上搭着毛毯,正对着院子里的枯树发呆。护工说她的记忆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讲很多,坏的时候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